在区域公共管理与地方实验成为社会治理流行模式的时代背景下,巨型城市的贫困治理工具在促进全国福利供给水平提升过程中起到示范作用。但已有文献多对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进行分别讨论,较少对政策扩散过程进行动态分析。本研究在政策网络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上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首尔基础保障制度”的设计及扩散过程进行比较分析,对两国差异化的政策网络与社会设定进行把握。在对政策性文件、宏观数据与社会新闻报道进行收集总结的基础上,本研究基于“网络-工具”模型,从政策学习、政策调适和政策反哺三个方面讨论政策网络在巨型城市的贫困治理工具扩散过程中的应用。研究发现,在政策学习过程中,中国在地方政府主动权较大与平行政府竞争机制的推动下,政策呈“分批扩散”,低保制度设计中的城乡二元分化为制度适应地区间差异提供基础。韩国政策扩散在中央政府权威推动下“一步到位”,制度设计中的“制费分离”有效增强制度对地区差异的适应性。在政策调适过程中,低保制度通过与扶贫政策联动,嵌入到被扩散地政策网络中,通过对低保对象的增能赋权对贫困治理内涵进行更新,韩国基础保障制度通过将外籍人士纳入保障范围,适应家庭主义与经济发展需要,扩展贫困治理外延。在政策反哺过程中,两个国家均通过鼓励多主体参与对福利“利维坦”形成挑战,推动政策网络中的话语权再分配;通过作用于贫困人口的社会流动对社会分层结构产生影响;通过对家庭照料能力与照料责任的影响维护国家家庭主义传统。因此,本研究强调,中韩两国的政策扩散过程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福利体制中的生产主义、家庭主义倾向,但因嵌入于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进而呈现差异化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