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年代现代文坛上，杜衡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作家。30年代的“京海之争”、“文艺自由论辩”、“文艺大众化问题”，他都是主要的参与者。在30年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以独立的姿态诉说对文学的理解。他的文艺主张本质上是自由主义文学观，但因其思想来源的混杂造成了其自由文艺观的复杂。 本文试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背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杜衡的双重影响来探析他的文艺观及分析这一文艺观对他创作的影响，并最终揭示他的文艺观及其创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全文分四章来论述： 第一章主要分析杜衡的自由文艺观。先对二十世纪前期自由主义文艺观作一简单梳理，以明晰自由主义文艺观在中国的历时性发展脉络，从而见出杜衡自由文艺观对以往自由文艺观的继承和转换。 第二章主要对杜衡与新感觉派诸人的交往及对其的贡献进行阐释，以此见出杜衡在新感觉派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对杜衡小说的表现内容和艺术特色上作一详细的解读，可看出杜衡的小说有新感觉派创作的痕迹，但不同于新感觉派完全转入人的内心而脱离社会现实；也不同于左翼主流话语一关注革命现实而忽略对人性的描写，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人”。 第三章根据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从当时政治语境的角度对“第三种人”论争进行分析并加以评说。处在30年代那种泛政治意识形态文化语境下，关于“文艺自由论辩”的双方都带有“政治文化人”的特点，所以本文抓住“政治”这条线来分析这场文艺论辩的进程与结果。 第四章对杜衡的自由文艺观及小说创作的价值进行估量，他的文艺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自由观，在承认文艺阶级性的前提下，要求作家自由抒发真性情。这是在社会现实与艺术追求的冲突中做出的矛盾选择。艺术上，杜衡尝试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创作风格有现代派的倾向，这种先锋意识对中国新感觉派带来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