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但农民工群体仍然只是游离于城乡之间产业工人群体。他们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生活支离破碎,甚至其原有的农民户口身份都成为在城市生存的一道尴尬的门槛。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非常原始和朴素,只要能够得到相对公平的劳动报酬,可以最大化地满足家庭经济需求,生活条件的艰苦、劳动保障的缺乏和城市社会的排斥与挤压都不能将农民工“推”出城市。长期以来,农民工群体默默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因此,经济收入的最大化是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最根本动因。秉持典型的小农“生存伦理”(黄婧、纪志耿,2010),当金融危机袭来,东南沿海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将选择在中西部地区或者家乡附近继续寻找预期收入最大化的工作机会。当金融危机退去,由于东南沿海生活成本较高,劳动待遇并不优厚,再加上农民工主体意识的日渐提高,中小企业已经难以满足农民工继续实现其预期收入的最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民工荒”的成因,以及为何受民工荒困扰的主要是缺乏劳动保障的中小企业。另外,从农民工流动过程来看,“民工荒”意味着大批农民工最终选择离开。近年来,受制度约束和社会环境影响,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他们对工资长期徘徊不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采取了“用脚投票”的抗争手段。他们渴望相对公平的待遇,因此,“民工荒”是一种对制度公平的呼唤(欧阳俊、杨正喜,2009)。从这个意义上,应对“民工荒”局面,必须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成过程,即农村劳动力不仅要从农村转移出来,而且要实行市民化,改变半城市化经济发展模式为城市化经济发展模式。全文共分六个部分：首先对“民工荒”问题产生的经济与社会背景作了概述,强调了本研究所具有的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对本研究中出现的几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并对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过程作了简单介绍。第二部分为理论回顾,主要包括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研究、国内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以及国内关于“民工荒”问题的研究。同时,还重点总结了本研究展开的理论依据。第三部分重点对“民工荒”问题进行整体描述,首先回顾了中国1949年建国以来农民流动的六个阶段及相关的管理政策沿革,其次对“民工荒”的演变进行了梳理,对两轮“民工荒”展开比较性的研究,最后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民工荒”的实质作了探讨。第四部分为本文实证研究部分,笔者从农民工主体视角,包括就业、劳动保护、生活状况、社会保障、政治参与等维度,描述和总结农民工城市生存状态,并据此说明农民工的这种生存状态为何会成为其“用脚投票”的动因,从而在微观层面探讨“民工荒”的成因。第五部分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通过相关的因素分析,总结当前影响农民工流动就业的诸因素,从而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农民工流动就业的“推—拉”模型作了改进。第六部分为本研究的政策建议部分。笔者建议通过农民工就业促进政策改革、构建农民工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保障农民工的政治权利等途径来缓解当前的“民工荒”问题。本研究的缺陷之处在于：第一,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囿于笔者的精力和能力所限,问卷调查过程中未能完全做到概率抽样,而且调查过程中受到诸多外界因素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使调查数据的信度与效度打了折扣。第二,数据分析方法的局限性。问卷调查过程未能实现概率抽样,因此数据分析过程中也未能实现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仅限于描述性的因素总结。第三,受数据质量和分析方法的限制,“推—拉”模型还有待更进一步完善与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