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要素禀赋理论强调国家间的贸易模式取决于要素禀赋的差异,比较优势来源于特定生产要素数量的相对充裕度,是国际分工和开展贸易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和教育等政策的变化,国家间原有的要素禀赋趋向一致。发达国家间在资本、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在逐渐缩小,如美国和日本；发展中国家间劳动技能的总体水平或总体劳动资源的平均技能水平的差异也在逐渐缩小,如中国和印度。但是,双边贸易额并没有因为国家间原有的要素禀赋的这种变动而减少。通过考察劳动力的受教育情况我们发现,总体上看,中印两国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别不大,美日两国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基本相当。但是在基于受教育年限测度的劳动技能结构方面彼此却存在很大差异。其中,中国和日本劳动力技能水平差异相对来说都比较小,中国没有太多文盲和高等技能人才,日本则拥有大批受过高等教育和具备较高业务水平的高端技能劳动力,中高端技能劳动力占了很大比重。而印度和美国劳动力技能水平差异相对来说都比较大,印度的文盲率和高等技能人才占比都比中国高,美国则拥有大批的精英人才,同时也拥有大批低文化程度的低端技能劳动力,劳动技能分布基本呈两极分化的趋势。这种劳动技能结构的差异很有可能导致国家在细分要素基础上的比较优势有所差异,例如,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和日本的比较优势体现得更明显,其中日本的比较优势突出表现在高端制造业；而在软件技术业、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印度和美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得更明显。结合该领域的一些相关研究,首先,本文论证了劳动技能分布对国家比较优势的影响。我们总结归纳出劳动技能分布可能会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机制,并假定劳动技能分布是外生的,进一步建立劳动技能分布影响国家比较优势的理论模型。运用中印两国1995-2010年的细分行业双边贸易数据,我们对理论上推导出来的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基本符合理论预期,即基于受教育程度的劳动技能分布差异确实会对两国的比较优势产生影响。其次,本文对劳动技能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探讨。在初步论证了劳动技能分布会对一国比较优势产生影响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出优化贸易结构和改善国际分工地位的具体政策建议,我们结合教育体制的特征,分别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探讨劳动技能分布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总结出其具体的影响机制。在供给层面,国家、企业和个人提供和参与教育培训的激励会对一国的劳动技能分布产生影响；在需求层面,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定价机制以及厂商对技能的需求也会对一国的劳动技能分布产生影响。结合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培训体制,我们就这些决定因素进行案例分析,比较不同的教育体制下,厂商和个人的选择对一国劳动力的整体技能水平和劳动技能分布产生的不同影响。再次,论证教育体制通过作用于劳动技能分布进而对国家比较优势的影响。由于教育培训在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后续的拓展研究,我们放松劳动技能分布外生的假定,总结归纳出教育体制通过作用于劳动技能分布进而影响比较优势的机制,并参考Chang和Huang(2010)进一步梳理出具体的理论模型。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我们选取几对代表性的国家,分别就分散的教育体制和集中的教育体制通过影响劳动技能分布进而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进行案例分析,以此来验证教育体制、劳动技能分布与国家比较优势的关系。此外,我们从大国经济多样性的发展需要、国内区域分工的特征以及未来产业结构的动态演进等角度对我国在教育体制的集中和分散程度以及劳动技能分布的集中和分散程度找到一个怎样的平衡进行了相关分析和探讨。最后,我们对全文的分析和论述做了一个系统总结。我们认为劳动技能分布确实会对一国的比较优势产生影响。教育培训在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教育体制下,厂商和个人的选择会对一国劳动力的整体技能水平和劳动技能分布产生不同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定价机制以及厂商对技能的需求也会影响一国的劳动技能分布。客观上我们认为,无论是集中或分散的教育体制还是集中或分散的劳动技能分布本身都没有好与坏之分,重要的二者与国家的经济贸易发展战略相适应。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需要在封闭和开放度上有一个权衡,与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我们也需要在教育体制的集中或者分散度上以及劳动技能分布的集中或者分散度上有一个权衡,这些是根据我国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需要而来的。针对我国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需要以及提高自身的创新和研发能力的需要,我们认为单纯集中或分散的教育体制以及单纯集中或分散的劳动技能分布都不能适应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目标。同时,考虑到我国国内区域分工的特征以及未来产业结构的动态演进,我们认为可以适当在劳动技能分布的特征上体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教育体制要与劳动技能分布相适应,在高等教育和高端人才培养方面,适当提高育人机制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