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明清传奇结构模式中一种特殊化的结构模式，始创于梁辰鱼的《浣纱记》，至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发扬光大，并有所创新，且日臻完美。但是，无论是梁辰鱼，还是孔尚任，都没有在剧中真正完成该结构创意，没有使“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完美地结合起来。即使到乾隆年间，明清传奇作家对此类结构的创作都没有超越孔尚任的创作艺术，因此，对这种结构模式，只能称之为理想化的结构模式。本文拟从两者结合的可能性、作者坚持这种结构模式的根本原因、这种结构模式在剧本中出现的困境以及作者如何摆脱困境四个方面作较为系统地阐释。 “离合之情”要能够与“兴亡之感”结合在一起，需要有这几个要素：第一，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历史意识，而这一点与作者自身经历有关。梁辰鱼空怀报国之志，一生落魄江湖，清楚地看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面目。孔尚任则在南京、扬州任职时接触了大量的明末遗民，从中了解了南明历史。第二，剧中正旦的政治意识。不论是西施还是李香君，她们都有一定的政治意识，都有参与政治斗争的事实。第三，剧中正旦与关乎国家兴亡的人物的关系。 在这两部剧中，“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的结合都遇到了困境：两者不能紧密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主要与剧中正旦不能参政议政的低下的社会地位、作者的“以曲为史”创作观念以及作为“圣裔”的孔尚任心中的文人自省意识有关。然而，受《汉宫秋》等元杂剧创作手法的影响，以及作者本身对“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审美追求，明清传奇作者们依然坚持采用这种结构模式来写历史剧。 与此同时，明清传奇作家们也认识到了“离合之情”很难与“兴亡之感”完美结合的困境，并在实践中采用了道具的串联和中心意象的设置来摆脱这种困境。梁辰鱼在《浣纱记》中设置的道具为范蠡、西施的定情之物——一缕溪纱；孔尚任在《桃花扇》中以“桃花扇”作道具。“桃花扇”不仅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的定情信物，而且还是两人忠贞爱情的见证。另外，孔尚任还抓住“桃花扇”上的“桃花”作为中心意象来设置，使“龙睛龙爪，不离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