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中国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并呈现出其独特性,比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范围广,但高度集中;对尼日利亚、安哥拉、巴基斯坦等国内制度体系不完善、政治风险很高的国家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外交冲突的发生对减少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关系不明显等。而这些现象仅从经济视角研究已经不能做出很好的解释。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以制度视角为基础,关注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为了丰富制度视角下的对外投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研究东道国国内制度质量、双边政治关系和双边制度安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效应,以及三种类型的制度因素之间的交互项的间接效应。根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发现大多数关于制度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的研究主要分析了东道国制度质量的作用,而分析双边关系、双边制度安排的作用,尤其是不同制度因素间的交互作用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本文的研究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补充和丰富上述被忽略领域的研究的作用。本文使用了 2003—2014年间中国对117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利用面板模型的固定效应方法分直接效应和交互效应进行回归,关于制度因素的直接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国内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负相关,即东道国国内制度质量越好,中国对其的直接投资反而越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风险偏好"的悖于传统观点的特点。第二,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具有显著影响。具体地说,中国与东道国双边冲突的发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到负面作用,而中国与东道国高层外交访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到正面作用。第三,国际投资协定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东道国。需要注意的是,双边投资协定(BIT)的促进效果不如包含了各种类型的国际投资协定(IIA)的促进效果显著。交互效应结果表明:国际投资协定(IIA)与东道国国内制度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两者存在替代关系,前者可以作为较差的东道国制度的一种替代性制度安排。另外,国际投资协定(IIA)与外交访问也具有替代关系,在外交访问次数不太多时显著。本文认为因为两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保护机制具有功能上的可替代性,一种变量的存在会压缩另一种变量发挥作用的空间,所以国际投资协定和外交访问的交互项是负的。最后,国际投资协定(IIA)与双边冲突的交互作用呈正向关系,且在双边冲突程度不太严重时显著。这意味着双边冲突增加会加强国际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国际投资协定的实施对双边冲突的不利影响起到减弱作用。接下来,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对删除部分国家样本、增加、替换控制变量后的模型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与前面的非常相似,说明以上结果是比较稳健的,而不是特定模型下出现的特定结果。最后,本文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政府干预较大的现状和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几条建议,希望能够帮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未来更好发展。第一,中国政府应该推进与更多的国家/地区签订各种类型的包含对直接投资保护的经济协定,而不仅仅局限于双边投资协定。第二,中国政府应该加大与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的投资协定的签署。第三,中国政府应该大力推进与中国政治关系不太友好的国家,比如外交冲突较为频繁、双边高层访问较少的国家,签订达成各种类型的国际投资协定,从而使双边经济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政治关系恶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