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与新闻理念的纠结——1949-2008年《时代》周刊中国报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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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报道意义有二。一为现实意义:了解和认识美国主流媒体怎样通过新闻这个窗口来建构和传播中国形象,可以使我们有针对性地调整传播策略来引导和影响美国媒体,使其更客观和全面地报道中国;同时,可以以美国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形象为镜鉴,来进行自我完善。二为学术意义:目前关于美国新闻理论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是研究的基点主要立足于美国的国内报道,而对于这些新闻理论是否适用于国际报道,在国际报道中又是如何实践的还研究得不够,并且存在一些分歧。故而,本研究可以丰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新闻理论。   本论文选取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时代》周刊作为考察对象,对其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08年底期间的中国报道进行了研究。通过对这近六十年间《时代》周刊的中国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和框架分析,发觉其所呈现的中国形象几经转变,可以总结为三个阶段:风雨飘摇的邪恶帝国(1949.10.1-1971.4.9)、在保守和改革的博弈中渐进(1971.4.10-1989.4.14)、崛起的威胁(1989.4.15-2008.12.31)。   经过对上述三个阶段《时代》周刊的“中国镜像”与当时中国现实状况的对照,发现《时代》周刊1949.10.1-1971.4.9和1989.4.15-2008.12.31期间的中国报道在具体的事实层面,除了少数不准确的地方之外,能够基本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但是,从对中国的总体呈现和评价来看,则存在比较明显的歪曲和片面之处;1971.4.10-1989.4.14期间的中国报道,则能够比较客观和深入地呈现中国的总体形象和把握中国的总体发展趋势。   将《时代》周刊的中国报道放在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从长期来看,《时代》周刊的中国报道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波动,是因为其受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影响。尽管《时代》周刊在主观上会坚持客观反映事实的新闻理念,不会因为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去捏造和故意歪曲事实。但是,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会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影响其对新闻事实和背景材料的选择与组织、消息来源的引用以及语言的使用。同时,《时代》周刊的“揭丑”新闻价值观也会受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左右,使其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揭丑”的程度和立场发生变化。此外,由于受到解释性报道理念的影响,《时代》周刊经常会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直接在报道中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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