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与时俱进地不断做出调整和改革，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通过单独或组合式地实施各种贸易政策工具，搭建了贸易政策目标和贸易实绩之间的桥梁，有效地调节了我国各经济阶段的进出口贸易发展规模和结构质量。　　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框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条款内容，以政策工具作用的方式不同作为区分依据，本文将我国与出口相关的对外贸易政策分为五个方面:关税政策、出口配额许可证政策、与贸易相关的金融支持政策、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政策、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政策。接下来，本文回顾了每一类对外贸易政策工具的实施历史，以理论和事实数据为依据，对各类贸易政策工具的出口总量效应进行了分析。初步得出的结论是:通过使用促进出口规模的贸易政策工具（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知识产权保护、利用外资制度、鼓励对外投资制度），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增长迅速，而通过抑制出口规模的贸易政策工具使用（出口关税、出口配额许可证），可以限制“两高一资”类产品的出口规模，有效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　　其次，本文选取对应的指标度量上述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依托2010年至2014年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国家层面贸易政策工具的出口效应，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出口退税政策、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利用外资政策、鼓励对外投资政策均对我国的出口规模存在带动作用。此外，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笔者分析了2003年至2014年期间，不同类型的贸易政策工具的组合采用对我国26个省市区的出口绩效产生的影响，并探讨了对外贸易政策的出口效应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地方实施吸引外资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后，对于该地的出口规模促进作用要大于地方实施鼓励对外投资政策的微弱推动效果;地方劳动力禀赋对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不及贸易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明显。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笔者对我国四大板块的贸易政策的制定实施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