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一跃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明显弱化,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新常态,这意味着长期依赖于要素驱动发展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不合时宜。如何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纵观典型性国家增长跨越的事实,实现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活动需要创新要素的支撑,对不同地区而言,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依赖于本地的创新要素,而且依靠于其他区域创新要素流动（白俊红和蒋伏心,2015）。原因在于,创新要素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其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能够加快知识的流动和创新的形成（Almeida and Kougt,1999;赵勇和白永秀,2009）。然而,创新要素的流动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既包括自然因素等非制度因素的制约,也受制度因素（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影响（范欣,2021）。因而,如何降低创新要素的流动成本、促进要素流动成为了区域创新活动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已有研究认为,影响要素流动的自然因素主要是地理空间距离这一“天然”屏障（吉赟和杨青,2020）;阻碍要素流动的正式制度既包括户籍制度,也包括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利益最大化,使用行政手段实施的地方保护主义（陆铭和陈钊,2009;范欣等,2017）;文化差异这一非正式制度形成的“文化壁垒”在现实中往往不易被人们觉察,因此人们容易忽视文化差异对要素流动和创新的阻碍作用（高超等,2019）。近年来,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自然地理因素的阻碍作用逐渐消弱。尤其是高铁的大规模建设,极大的降低了跨城市的旅行时间,促进了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制度渐趋完善,制度性市场分割也有所下降,尤其是近年来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打破区域间的行政和制度壁垒,促进了要素的自由流动。此外,随着普通话的推广、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文化差异对要素流动的阻碍作用会逐渐弱化,从而有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要素的流动,尤其是携带大量知识的创新要素在地区之间的流动能够加快知识的传播,促进知识溢出,从而对创新活动及其绩效产生重要影响。那么一个自然而现实的问题是,通过上述手段消除了阻碍要素流动的自然因素和制度因素,有效推动了区域之间要素和知识的流动,这会对中国创新带来多大的影响呢?鉴于以上研究和现实背景,本文基于区域数据、企业微观数据、劳动力迁移数据以及专利引用数据,从影响要素流动的自然地理因素、正式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等方面展开研究,全面考察其通过影响创新要素流动对中国创新发展的影响。这为我国制定合理政策,促进创新要素流动,推动创新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撑和政策建议。然而,直接研究要素流动与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容易,原因在于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已有研究表明,要素流动有助于促进知识溢出,进而推动创新发展（Almeida and Kougt,1999;Agrawal et al.,2014）,但各地区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同样会影响人才等要素的流向（Lucas,2004;Lewis,1954）。为了识别要素流动与创新发展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需要借助外生的政策冲击。在本研究中,本文结合近年来在改变中国经济空间分布、破除行政壁垒和文化壁垒,促进创新要素流动方面表现较为典型的相关政策或因素进行分析,全面探讨这些政策或因素通过对创新要素流动的影响引起的创新绩效的变化。具体来说,（1）在地理因素方面,高铁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客运技术突破,2008年以来高铁网络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极大的压缩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有效的降低了地理因素对创新要素流动的限制。因此,本文以高铁开通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数据和上市企业专利引用,深入探讨了高铁开通引发的地区间人才流动和知识流动的变化对中国区域创新的影响。（2）在正式制度方面,当前中国区域发展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城市群的快速崛起,其本质是地方政府通过合作机制打破了区域间的行政壁垒引起的市场分割,这有利于促进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因此,本文以中国发展最为成熟的长三角城市群进行研究,以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作为政府合作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较细致地研究了政府合作引发的知识流动机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3）就非正式制度而言,最为典型的特征是文化差异引起的文化壁垒会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中国地域广袤、历史悠久,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方言,这无疑会阻碍要素的跨方言区流动,影响知识的溢出和创新的产生。因此,本文利用城市内部县域方言数据构建了城市内语言差异衡量文化差异,并探讨了其对要素流动和创新的影响。最后,结合现实背景和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有助于创新要素流动和创新绩效提升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分为七个章节,各章的安排如下:第1章是本文的导论。在这部分本文对选题背景、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在背景中概括性的介绍了近年来中国的创新发展情况以及创新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第2章是概念的界定和理论基础回顾。本章节首先概述了国内外学者对创新以及要素流动等相关概念的界定。然后梳理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理论,为实证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第3章系统梳理了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该章节从影响要素流动的相关研究和影响创新发展的相关研究两个方面全面梳理了与本文相关的文献。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总结和评述,有助于明确本文的创新和贡献,为后续实证研究的开展奠定了文献基础。第4章以高铁开通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微观数据（CMDS）以及专利引用数据,以人力资本和知识流动为视角,实证检验了高铁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第5章以知识流动的视角考察了政府合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该章节以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作为政府合作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41个地级市的上市公司数据以及上市公司专利引用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政府合作是否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绩效。第6章研究了语言差异对创新的影响。该章节参照区域间方言距离的方法和思路,利用中国各城市内部县域方言分布情况构建了城市内方言距离来衡量语言差异,并探讨了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第7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章通过总结前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根据目前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提出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高铁开通有利于促进要素和知识的流动进而推动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本文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微观数据和上市企业专利引用数据实证检验了高铁对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高铁的开通不仅有利于吸引非高铁城市的人力资本流入高铁城市,而且有助于增强高铁沿线城市人力资本的互动。同时还发现,高铁连接能够促进知识的流动。2.本文以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作为政府合作的代理变量,发现政府合作确实有效提升了城市内上市企业创新绩效。机制分析发现,政府合作有利于促进上市企业知识在协调会成员之间的流动,而且协调会在促进知识由大城市向小城市扩散的效果更为明显,使小城市获益更多。这也说明了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市场分割对知识流动有阻碍作用。3.语言差异会阻碍城市创新发展,但这种阻碍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机制分析发现,语言差异虽然会通过语言沟通影响城市创新,但对创新影响的主要渠道是文化认同。此外,本文发现通过加强普通话推广、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增加群体间交往能缓解语言差异的阻碍效应。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两点,具体概括如下:1.研究视角方面的创新。（1）补充了关于要素流动与创新发展的相关文献。由于人力资本等要素流动具有内生性,通常需要外生冲击才能有效识别要素流动与创新之间的因果效应。阻碍要素流动的原因大致分为自然地理因素、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因素,本文将以上三种因素纳入到影响要素流动的统一框架进行分析,并结合近年来在影响要素流动方面最为突出的典型事实展开研究。分别借助中国高铁建设、长三角城市群发展以及地方方言等“准外生冲击”,本文全面考察地理因素、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对创新要素流动和创新绩效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是对要素流动与创新发展相关研究的重要补充和深入拓展。（2）本文丰富了知识溢出相关的研究。大量文献从地理距离、产业集聚、社会属性和文化差异等视角探讨了对知识溢出的影响。尽管创新相关的理论认为制度因素也是影响知识流动和溢出的重要因素,但已有研究较少从实证的角度检验制度因素对知识流动的影响。本文利用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上市企业专利引用数据,发现政府合作有利于促进知识在协调会城市之间的流动,证实了中国行政分权下的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市场分割对知识流动的阻碍作用。（3）丰富了创新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文化差异这一非正式制度形成的“文化壁垒”在现实中不易被人们觉察,往往忽视了“共同语言”对要素流动和创新的重要影响,因此,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探讨“要素流动与创新发展”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不仅深入考察了语言差异对创新的影响,而且还试图探讨语言差异对创新影响的作用机制是语言沟通,还是方言背后的文化认同。本研究为学术界讨论“文化与创新”这一问题提供了经验证据。2.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1）使用了丰富的微观数据。本文使用了包括流动人口数据、上市企业数据、上市企业专利引用和被引用信息、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各县方言归属数据以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等在内的丰富的微观数据,从而能够从微观角度细致地识别要素流动和知识流动情况。（2）细致的识别了创新要素和知识流动情况。创新的相关研究中,尤其是高铁与区域创新的相关文献,诸多学者试图从人力资本要素流动这一机制进行阐述。但中国缺乏地区间人力资本要素的流动数据,因此,难以识别人力资本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情况,以及高铁的具体影响。本文结合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微观数据,细致识别出了人力资本的流动方向和流动规模,并检验了其与高铁开通之间的关系。另外,本文借助上市企业专利被引用信息,通过引用专利和被引专利的地址,清晰描绘出了知识流动在区域间的流动情况。（3）语言差异的指标构建更精确。以往文献在衡量地区内语言差异时,要么使用虚拟变量形式,比如国籍、种族和宗教等是否相同反映文化差异,要么使用地区内方言种类数量衡量语言或文化差异,但这些衡量方法既未区分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异程度,也未考虑各类方言使用的人群数量,往往难以准确反映出语言差异的大小。本文在构建城市内语言差异时,既区分了区域内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异又考虑了每种方言使用的人群数量,该指标能够更清楚的反映一个地区内语言差异的大小。（4）有效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在本文的第4章中我们借鉴已有交通基础设施相关文献的常用做法,剔除了高铁规划中重要的大城市。进一步地,参照Faber（2014）的方法,为高铁线路构建了工具变量。在本文的第5章中我们选取了城市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这一外生冲击,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是政府的行为决策,通常与城市内企业个体特征不相关。因此,这一政策的实施对该城市内企业个体而言是一个外生冲击,能够避免协调会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逆向因果以及遗漏变量等原因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在第6章中为了解决语言差异与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借鉴邵帅等（2017）的做法,使用了历史上五次大规模人口迁移数据构建了语言差异的工具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