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给中国军民带来了严重的战争损失和惨痛的战争记忆。有鉴于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战后恢复与重建施予了积极的人道主义救济，专门的善后救济组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简称“联总”）得以在中国建立。同时，为了与联总进行对接，国民政府设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二者共同操纵着国际援华物资的控制与分配之权，对同遭巨大战争损失的解放区军民施行并不公正、且失合理的物资分配政策，此举引发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属解放区人民的强烈不满。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区人民的战后救济渴求感同身受。为了争取联总的援华物资，获取与行总对等的物资分配权，并挫败行总企图完全控制善后救济物资分配权的丑恶行径，中国共产党特地设立了专门的善后救济（简称“善救”）组织——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即“解总”，前身是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简称“解救”）。　　1945年7月，临时性的善救组织“解救”成立。其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组织人事、机构设置与功能展现颇具规模，与联总、行总就物资分配所进行的正义斗争也显现了成效，推进了中国解放区的善救事业。随后，由于战后国内时局不稳，国民党挑起战端的意图逐渐显露，解放区的善救事业岌岌可危。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与联总、行总的斗争力度，1946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解救”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效性的救济组织——“解总”，标志着解放区长效救济机制的建立。　　“解总”与“解救”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其名称改易，但基本架构和人员构成不变。与“解救”相比，“解总”在承续“解救”各地分会的基础上，增设了上海办事处，人员调度、机构设置、组织发展、职能拓展、运行机制更形完善，不但形成了覆盖整个解放区的善救网络，而且通过与联总、行总的物资分配权反复争夺，以及在“黄河归故”问题上对国民党“以水代兵”阴谋的斗争，实现了其超越善救本身的政治意涵，可以说，“解总”在施行目标和具体措施上更具“斗争”意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时局的敏锐把握。其与国内时局转换的关联互动，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善救事业的复杂不易。　　动，以图展现善救过程所凸显出的国共双方间超越善救本身的利益博弈和政治纠葛，彰显内战变局隐伏下解放区善救事业的历史实况及背后的深层意义。　　因此，本文拟从四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章主要回溯和阐述了“解总”成立的缘起。通过对抗战后解放区善后救济的实际需求、“联总”与国际援助的现实条件以及解放区军民对对等物资分配权的要求等，分析“解总”成立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因缘。　　第二章主要论析了“解总”（及其前身“解救”）的成立与解放区长效善救机制的建立。“解总”作为解放区正式的善救组织，其“制度化”的现实表征凸显了时局转圜下解放区善救事业的发展。体制建构的角度展现了“解总”在解放区的层级化发展以及“解总”在国统区的组织体现。展现了“解总”如何依靠其体制建制与联总行总展开争夺与合作的复杂过程。　　第三章为本文的重点，重在探究“解总”的运作机制与实际功能的展开。通过对其“内救”与“外联”双重权能的的细致分析，展现“解总”在“黄河归故”问题上对国民党“以水代兵”阴谋的遏制，以及通过物资分配权争夺与合作与联总、行总间复杂的博弈与互动；此外，通过“解总”与国内外福利组织的广泛沟通交流，呈现“解总”争取国内外进步力量支持的有效“统战”策略,等。这种超越善救本身的政治意涵正是“解总”在时代变局与内战阴云下的特殊表现。这也正是本文的中心所在。　　最后论述的是结语部分，重点是对“解总”与解放区善救的评价与分析。通过对“解总”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展现的分析来凸显其在解放区善救事业上的成败得失，这种客观的评介切实彰显了“解总”的历史实貌，也是本文主题升华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