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农村经济制度基础和核心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不仅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特定意义上说,农村土地及其产权关系问题的存在,制约着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乃至城镇化发展的步伐。本文以农村土地制度为研究对象,以农村土地的产权关系为主线,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及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然后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变迁进行了重点审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与应当遵循的原则,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未来的创新模式提出了初步构想。根据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分析机理,论文分析了我国历史上土地产权制度的初始禀赋及其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在对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的历史考察中发现,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与我国的初始制度环境存在着内生性联系。中国是世界上较早的农业文明发源地之一,特殊的宜农初始资源禀赋导致了人口迅速增长(特别是明清时期)与人地关系的日趋紧张,从而使精耕细作耕作技术成为中国人多地少状况下必然的技术选择,而精耕细作再加上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更加剧了土地的细碎化,最终导致农业“内卷化”。人地比例、继承制度、耕作技术与土地产权制度之间的互动演进导致了中国土地产权制度路径依赖的最终形成。在路径依赖作用下,人地关系紧张这一要素禀赋结构被不断地强化,因此,土地的细碎化经营和农业规模化、现代化之间的冲突,始终是引起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因素。举世瞩目的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与农村土地使用权相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论文在总结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新过程以及各种土地制度创新的有益尝试之后,重点研究了土地流转机制和土地市场培育问题,并对土地流转的制度保障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我国农地制度创新必定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创新。制度创新是有成本的,在创新过程中必然会触动相关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制度创新一定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较为理想的制度创新是把来自外部的阻力内部化,从而尽可能地降低制度创新成本,最终实现农业绩效的大幅度提升。论文还探讨了实行土地“国有永佃”制度的现实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