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代医事和法律理念,病患享有对自身医疗事务的自主权。病患自主决定的前提是具有足够的决定能力。对于决定能力不足者,法律一般规定由其近亲属、监护人等关系人替代其做出决定。然而他人的替代决定可能并不符合本人的真实意愿,因为每个人可能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教育背景等而有不同的人生追求。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医疗预先决定制度被创设出来,它确认个人可以未雨绸缪,在自己尚有足够决定能力时预先就自己失能后的医疗照护事项做出规划,如不接受维生医疗,或者将自己的医疗代理权委托给充分了解自己真实意愿的他人,待自己失能后代替自己做决定。如此,个人可实现跨时间的自主,实现自己独特的人生追求。本文第一章首先对医疗预先决定制度作了概述。医疗预先决定制度起源于美国,制度的建立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主要将医疗预先决定制度作为一种追求尊严死的手段。根据表达意愿形式的不同,医疗预先决定可分为指示型与代理型。指示型医疗预先决定乃个人意愿的书面记载,作为一种表示行为,参照学说上对受害人同意法律性质的讨论,应认定其为“准法律行为”。代理型医疗预先决定则是个人选定一位自己医疗方面的代理人,代自己表达医疗意愿与选择。此乃对人身事务不得代理原则的突破。病人作出医疗预先决定以其具有医疗决定能力为前提。医师在对患者的医疗决定能力进行认定时需具体考察患者理解、衡量和交流信息的能力。本文第二章介绍了医疗预先决定的正当性基础,即病患的医疗自主权。根据近现代哲学理念,自主乃人的尊严的核心含义。医疗自主权乃自主原则在医病关系中的体现。病患拒绝维生医疗本质上是在行使其特殊拒绝医疗权,特殊拒绝医疗权作为医疗自主权的一种类型,其行使意味着对生命存续利益的放弃,会引发自主权与生命权冲突的问题。德国立法选择优先保护自主权,认为病患的意愿比其健康更重要。我国台湾地区则奉行“生命绝对保护原则”,不允许病患随意行使特殊拒绝医疗权,但在特定临床条件下,上述原则可以被松动。在美国法上,自主权与生命权的冲突体现为隐私权与州政府保护生命的利益之间的冲突,美国法院认为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视患者的预后情形及医疗措施的侵入程度而定。虽然自主已成为普世的价值,但却鲜少被当成一个独立的权利态样被讨论,我国《民法典》也未将自我决定权规定为一项独立的权利。但自我决定应为民法一般人格权的核心内涵,我们应借助司法保护民法一般人格权的实践,依照侵权责任法对个人的自我决定进行保护。本文第三章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体系进行探讨,发现我国医疗法以及监护法的相关规定存在缺陷,不能保障病患的意愿在其失能后得到尊重与执行。而且医疗预先决定涉及到对宪法上的“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突破,遵循例外从严的精神,以立法对此制度做出详细规定为宜。这构成了我国建立医疗预先决定制度的必要性。本文第四章憧憬我国未来的立法,有两个立法构想,一是通过对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逻辑进行考察后发现,由于医疗决定与交易安全没有重要关系,而且个案审查并非不现实,所以,为了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以及认知障碍者的医疗自主权,在医疗预先决定制度中,应用“医疗决定能力”取代“民事行为能力”。二是考虑到医疗自主其实是一种关系性自主,而且基于中国家文化的理念,立法应保障病患家属在医疗决定过程中的参与,所以我们应建立预立医疗照护谘商制度。一方面,谘商的进行有利于医疗决定的适法与确定,另一方面则有利于预防医疗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