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法之作为私法的说法自古罗马而有。但是其何以为私法及作为私法的意义何在，自古即语焉不详。诸说聚讼之所在，无非私法与公法之分别而已。本文之要旨即在于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在纯粹私法领内，解说市民法之何以为私法及该理论值价值何在。本文首先批判了关于以市民法为市民社会法的观点。将二者联系起来的说法，纯粹是语词上的“误会”。本文进而认为，二者并没有历史的现实性和逻辑的必然性。本文认为，市民法应当返回到自然法理论，这既有理论渊源，也有理论依据。自然法学理论，尤其是康德以来的自然法学说，为现代民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康德—萨维尼的权利学说的核心就是将市民权利体系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既不是诉诸对象上的自然、神或者理性，也不是基于方法上的理性的原则演绎体系。人的权利就是了人的自由本身，而不仅仅是自由的工具。自由是市民权利的基础，私人领域内的自由即私人的主观权利。私人领域是一种“隐喻”，表达了私人自由的绝对空间，表达了私人在自我领域内的绝对自由。私人领域内的自由，是先天的，不可剥夺的，同样，私人领域内的权利，即私人的主观权利，也是先天的，先于国家法律；纯粹私人领域的私人利益先于任何集体、社会和国家利益。市民法不可能是私人自由规范法，只能是裁判法。所以，作为主观权利法的市民法必须是私法，但形式的局限性决定了市民法必须表现为客观法。这样，市民法以主观权利和客观法之间的矛盾为其基本内容。市民法之以其客观法的形式表达了主观权利，予主观权利以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但是作为客观法，不仅在形式上，也在实质上限制、侵害甚至吞噬主观权利。此为自由之大敌，必须保持警醒。市民法的科学性只能是表面的形式体系。作为自由法，面向的是无限制的主体性的自由的权利法，市民法不可能是实质上科学的。自由与科学性是不相容的。以此，市民法当通过市民法学返躬自省，坚持自身严格的私法性，不向权力低头，坚持批判的精神，成为面向普遍的主体自由的权利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