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的核心论题之一,推动了一个时代的哲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在包含了名与实、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的辩论中,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以王弼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一是以欧阳建为代表的“言尽意论”。本论文以王弼和欧阳建为代表,对他们在“言意之辨”中的主张进行比较和考察,并探讨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一般说来,言指语言、文字,意指思想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言意之辨”可以理解为探讨人凭语言文字能否把握事物的现象、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也就是能否用语言文字把人的认识表达出来。“言意之辨”包含着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人是否具有完全认识能力的问题,即人是否能否把握事物的现象、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二是对人的认识的表达问题,即人能否使用语言文字把认识表达完整。这其中又暗含着辩论双方以何种名实观和正名观为前提的选择。在对第一个问题的探讨上,王弼既注意到了人认识事物过程的复杂性,曲折性,他既看到了人认识能力非至上性的一面,又看到了至上性的一面,但更关注非至上性的一面；而欧阳建则更强调人认识能力的至上性,他认为人对事物的认识几乎是一次完成的,不但可以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且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考察方法上,王弼主要运用了体悟、直觉的方法,而欧阳建则在其论述中运用逻辑论证的理性方法。在第二个问题上,王弼看到了语言符号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不能用名、言表达的东西,如人的精神境界与信念信仰既不能完全用语言表达的,也无法用逻辑的方法证明。也就是说王弼已注意到了通常被人们所忽略的语言与其所表达的思想之间的存在差别和矛盾的问题,他把语言和思想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动态的充满矛盾的活动过程。欧阳建则从名与物、言与理的统一出发,忽略了言与意相矛盾的一面。他肯定了“名”在认识、辨别事物上的重要性,肯定了通过逻辑认识理性地把握客观事物的可能性,坚决认为人们可以用言(名)来反映客观世界,可以运用逻辑思维达到客观真理。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对当时以及后代中国思想界在语言与思维方面的影响很大,有学者曾评论说,“该学说如Occam’s razor,以利刃尽削除汉人学问之芜杂”2。“言意之辨”使得思维突破有限和具体,走向无限与抽象。也正是这场大辩论,展现并提高了魏晋人的思辩水平和审美思维能力,对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也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