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之中，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到社会制度，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始自春秋末年的诸子纷争，到由乱思治的战国时，思想家们异常热衷于治国安邦、安身立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讨，各种思想相瓦激荡融合。由此，形成了我国文化思想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一“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诸予林立，各抒己见，相互辩难，使一大批具有丰富知识和阅历的优秀思想家应运而生，慎到便是其中的重要一员。成熟的慎到思想就是百家学派互相吸纳、交流融合的产物。然而，由于先秦典籍对慎到及其思想记载不一，加之《慎子》一书在流传的过程中多有亡佚，人们已经很难全面的、确切的了解其思想全貌，故而古今学界对慎到及其学派思想的研究颇有歧义。本文通过对所掌握的文献、典籍的初步梳理，认为在先秦学术思想传承、流变过程中，生当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作为稷下先生的慎到，其思想是从春秋末、战国初的学说林立到战国末期思想大融合的中间环节，在先秦学术思想传承、流变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慎到早期受道家影响较大，从原始道家那里接受了一些零散的思想碎片，并对这些思想碎片加以发挥，为庄子哲学和后来的黄老道家的形成作了重要铺垫。继而，慎到以此作为其理论基础，并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尽可能吸纳、整合法家及其他学派相关的理论资源为我所用，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全新的理政之术。概而言之，慎到的思想，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主要发展阶段：其一是契接老学而下启庄学的“弃知去己”与“齐万物”的道论，其二是开显黄老学之精神的“重势”、“无为”与“贵因”等法治思想，其三是“法礼并重”的齐法家哲学思想。 本文包括四个章题： 第一章，慎到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指出慎到生活的年代，恰是我国历史上“诸侯异政”、“列国争强”的“失序”时期。治国安邦之策、胜人强己之略等成为思想家们异常热衷探讨的问题，他们竞相著书立说，聚徒讲学，相互驳难，由此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繁荣空前的思想盛况，为慎到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思想环境。 第二章，着重论述了慎到早期的“弃知去己”与“齐万物”的道论。“弃知去己”，就是反对人们运用主观的智识去认识事物，强调人要因循万物的自然之理而行动。此观点直接源于《老子》“绝圣弃智”的思想，但这种主张显然片面地扩大了道家的消极意义，无疑使人变成消极被动的存在，从而失去人所特有的主体存在地位；“齐万物”，就是将万物置于“道”的高度来观察，不去计较是非、物象的差别，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此观点与其后的庄子的“齐物论”思想很接近。可见，慎到是道家承上(老子)启下(庄子)的思想家。 第三章，重点评析慎到创造性转化老子以来道家相关思想所成的重势、无为与贵因之论。慎到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全新的视野，创造性地成功诠释、转化了老子的“自然无为”理念，推出了“重势”、“无为”与“贵因”理政之术。“重势”倡导君王借位尊权重以“屈贤”、“得众”，确保其令行禁止，巩固统治；“无为”昭示了治世理政上的“不干涉主义”；“贵因”则倡言君王善于因顺和凭借臣下及众民的智慧、才能和力量，以圆满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由此昭示出慎到由早期思想向后期思想的重大转换。借此转换，慎到开显出黄老之精神，突显出黄老道家有别于老庄正统道家的学术品格。 第四章，集中探讨《慎子》中的法治思想及其与《管子·法法》诸篇中慎“法礼并重”的齐法家哲学思想之关系。指出，慎到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冲破狭隘的门户之隔，积极吸纳儒、法各派的思想营养为我所用，令其思想在稷下百家争鸣的氛围下，发生了最后一次重大转型，令他及其后学的思想具备了“法礼并重”的齐法家之特色。“法礼并重”倡言君王在治国立政中，要善于发挥法、礼无法相互替代而又必不可缺的功能，厉行法制与礼义教化并举。因此实现了道、儒、法的初步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