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经历了六次周期性波动。中央银行在应对历次经济波动中，试图以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熨平”经济起伏。货币政策的运用经历了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政策最终目标从“发展经济、稳定货币”转向到“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介目标从以“信贷规模控制”演变为“调控货币供应量”，逐步向以运用各种间接调控工具为主要手段发展。　　但是现阶段，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执行中，人民银行对中介目标的控制并不理想。货币政策逆风而动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更有甚者出现了货币内生化发展、货币乘数和商业银行信贷配给行为顺周期变动等现象。而且信贷总量并不受基础货币供给的限制，反而基础货币的增长来源于商业银行对企业的信贷“倒逼”。这使得中央银行在调控过程中难以达成总量政策目标，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极大挑战。　　在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梳理后，本文发现分析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文献中通常包含一个隐含的假设——货币政策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影响程度是一致、无差异的。其忽略了不同经济主体在面对同一波货币冲击时，由于自身资产负债状况的差异，货币增量不会在同一时间等量地作用于所有异质经济主体，货币政策对它们的影响会产生非均质效应。我们认为正是经济主体的货币政策非均质效应降低了政策执行有效性。而当代货币理论忽视了货币过程中的“非均质效应”，通过各种假设省略了经济主体异质性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取消了货币金融过程。　　基于此，本文以货币政策产业和区域两个非均质效应为切入点，分析我国货币政策和异质中观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同时，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中，信贷渠道的贡献度大于货币渠道。如果中央银行在已形成的货币政策产业、区域非均质效应中，不考虑产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进行政策修正，就可能通过信贷市场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货币冲击效果至增长临界点，引发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出现。因此，探查产业和区域两个非均质效应和金融加速器效应可以更好地认清在信贷渠道为主的货币环境中，货币政策有效性不足的产生原因和相应的解决办法。　　具体来说，通过对货币政策产业非均质效应产生机制的研究，我们发现:货币政策的产业效应是否显著，取决于不同产业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程度是否存在差异。而决定产业政策敏感度的是产业自身的生产、融资特征，即产业金融结构。不同产业金融结构存在天然的异质性，这表明产业金融结构异质性是产生货币政策产业非均质效应的主要原因。　　当遇到货币政策冲击时，货币政策通过信贷传导产生金融加速器效应。产业金融结构的异质性同样决定了相应产业金融加速器对货币政策放大或抵消作用的差异。在我们所分析的十二个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以及房地产业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为负数，对同期货币政策起抵消作用。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信息技术业、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业、传播与文化产业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为正，对同期货币政策执行效果起放大作用。各产业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加总大于零。表明，中央银行单纯控制货币投放量或信贷总额必然会受到产业异质性的影响，造成宏观经济更大幅度的波动，从而在商业周期中表现为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顺周期变化或有效性不足。　　货币政策有效性除受制于产业异质性以外，还受到区域异质性的影响。区域异质性主要体现在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金融结构差异、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间资金流动上。在“中心—外围”的经济循环过程中，区域间资金流动不断强化区域异质性，使得东部“中心”区域资产净值不断提高，“外围”中、西部区域相对降低。区域间资金流动产生的信贷资金“向品质靠拢”既是区域异质性的结果，又是区域异质性自我强化的原因，而区域异质性不断加强的结果是货币政策区域非均质效应的形成。在存在金融摩擦的信贷环境中，中央银行政策冲击效果经由信贷传导得到放大，同时产生区域金融加速器效应。　　在中央银行以宏观数据为依据制定调控政策后，政策冲击将在“中心—外围”模式下发酵。如遇到扩张性货币政策，“外围”资金会加速向“中心”流动，寻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相反遇到货币收缩，区域资金则会出于避险心理，从“中心”逃往“外围”寻找风险避风港。就导致在东部区域经济受到“超调”影响时，中、西部区域经济问题调整不到位的形势出现。在区域金融加速器效应对货币政策的放大催化下，中央银行调控政策有效性降低，货币冲击效果引致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往复。　　正如Goldsmiths(1996)所指出的:对结构问题的研究比总量问题更富有意义。大国经济中，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适用于全部异质的产业、区域经济，以总量调节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存在天生的结构性不适应问题。货币政策这种结构调节方面的缺陷，使中央银行在面对产业、区域发展不均衡、结构失衡演变为总量失衡(刘树成，2004)的问题时，更显得无能为力。这启发我们在制定宏观货币政策时，需要更加重视产业、区域异质性的客观存在。在不失货币政策一致性前提下，更准确把握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尽力体现异质产业和区域经济的特殊需求，才能充分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