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来,中国GDP增长速度一直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但随着人口红利及资源优势慢慢消失,我国经济发展开始面临严重的下行压力,发展不平衡、不健全等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其中环境问题当属最为严峻的问题之一。环保厅作为地方环境监督和治理的主要职能部门,其职能人员——环保厅长在地方环境监管体系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独立性相对缺失的背景下,环保厅长仍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其对于地方环境治理的力度及决策将对当地微观个体的生产行为及污染物排放方式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作为污染排放的主体,其对于环保的投入量直接决定着环境问题的事态发展趋势。就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的权衡角度方面,中国企业往往更偏向于达到短期经营目标,从而难以保证足额的企业环保投资,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理性经营者难以主动将有限的资源用于短期收效不显著、存在不确定性的环保投资项目。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发现此前的研究多是分别围绕官员更替对规制行为选择以及规制强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本文将直接着眼于规制官员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研究规制行为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07-2018年披露了企业环保投资额的A股市场非金融、非ST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将环境规制行为纳入环保厅长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的分析框架中,通过建立中介效应的三步法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是作为环保厅长更替的中介变量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影响的。基于模型回归结果以及分样本回归,分析得出:厅长更替意味着新老厅长的异质性带来了规制行为选择的调整,通常这种调整是向上的,规制行为力度的变化使得企业对环保投资行为进行了重新选择,且在一定范围内,排污收费强度大,企业环保投资规模随之加大,当超出这个临界值时,企业环保投资规模会随排污收费力度的增大而减小,即成“倒U关系”。所处行业污染程度不同的企业受到的影响不同。相比轻污染行业,污染严重的行业会更多地对规制官员的更替和排污收费力度的变化做出反应,即规制官员更替的次年,随着地方排污收费力度的加强,重污染企业会相应加大环保投入。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受到的影响不同。相比国企,非国企会更多地对规制官员的更替和排污收费力度的变化做出反应,政治关系的“利益保护论”稀释了“企业社会责任论”的影响。因此,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应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积极作用。合规、合法是企业投资环保的重要动力之一,地方政府应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内容要求,适当提高合规门槛,加强执法力度,确保环境执法效果,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由于企业经营业务和所处行业性质的不同,当面临企业环境责任指标时,重污染企业的排污治理成本更大,政府应建立对环境绩效优良的企业的激励制度,以降低企业遵守环境规制的成本负担。环境监管应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实行不同的应对方法。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可针对性地调整管理者考核标准,将企业环保指标纳入到政绩及晋升的评价体系中去,实现企业和政府人员的环保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