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市场的微观主体,企业成长是经济增长和产业演化的微观基础。新企业的创立及其成长是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新企业成长过程中市场风险大、死亡率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企业初始资源不足、组织合法性低、外部关系薄弱、资源获取途径有限,深受资源约束和合法性门槛的困扰,存在“新进入缺陷”。为什么有的新企业能够茁壮成长,而有的新企业则举步维艰,甚至死亡?哪些因素是影响新企业成长的决定因素?在当前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下,分析新企业成长动因,考察新企业成长规律,进而助力新企业健康发展迫在眉睫。本文以新企业成长为研究对象,从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两方面研究新企业的成长动因。通过梳理和借鉴既往研究,将新企业成长过程解读为成长路径的“锁定”与“解锁”两个方面,分析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影响新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以及产业特征对作用机制的影响;在界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测算了新企业成长率、新企业资源禀赋水平,分析了新企业的成长特征;基于理论机制和现状特征的分析,构建了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对新企业成长影响的实证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对新企业成长的影响,对两者交互作用的机制进行了检验,并从制度环境细分层面、企业控股结构两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由于不同产业演化中的新企业成长存在差异,本文从产业政策导向、产业竞争强度、产业规模壁垒三个方面,进一步实证分析了不同产业特征情况下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作用;增量制度是改革过程中制度环境变化的典型表现,本文以开发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双重差分方法(PSM-DID),补充了对增量制度与新企业成长关系的因果识别。本文研究获得的主要结论包括:(1)新企业的成长既依赖于内部资源禀赋,又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对新企业成长率均具有正向影响,即丰裕的企业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质量的改善均能够促进新企业的成长;同时,两者存在互补的作用关系,即资源禀赋越丰富,制度环境质量越良好,越有助于促进新企业的成长。在企业股权异质性方面,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对国有控股新企业成长的作用与对非国有控股新企业的作用存在差异:在国有控股企业情形下,新企业的成长更依赖于资源禀赋,制度环境质量的改善反而抑制了其成长。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与政府存在天然的联系,能够以非市场的途径获取资源,而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助于调整这种不平衡的资源配置状态。在制度环境异质性方面:在作用方向上,制度环境三个细分层面(经济制度环境、政府行政制度环境和法律保护制度环境)的影响方向与制度环境总体的影响结果保持一致;在作用强度上,制度环境三个细分层面的影响存在差异,经济制度环境和法律保护制度的作用强度大于政府行政制度的作用强度。(2)新企业成长过程需要遵循产业演化的运行规律,不同产业特征会影响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的作用。首先,在产业政策导向方面,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对受引导行业新企业的作用与对受管制行业新企业成长的作用呈现异质性:制度环境总体改善更有利于受引导行业新企业的成长,对受管制行业新企业反而有抑制作用。这说明,引导性政策为目标行业企业提供资源倾斜,管制性政策降低了目标行业企业的资源可得性,产业政策导向影响制度环境对新企业的资源配置。其次,在产业竞争强度方面,行业竞争强度越低,资源禀赋对新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越强;行业竞争强度越高,制度环境对新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越强。这是因为在竞争强度低的市场内,企业可以进行垄断定价,资源的回报率较高;高竞争强度的行业内,市场机制更为完善,良好的制度环境更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状态。最后,在产业规模壁垒方面,行业规模壁垒越高,新企业成长对资源禀赋的依赖越强;行业规模壁垒越低,制度环境对新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越强。这说明在高壁垒的行业中,最小有效规模比较大,不易实现规模经济,新企业成长对资源禀赋依赖作用更强;在低壁垒的行业中,市场竞争较激烈,制度环境的促进作用更明显。(3)开发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表明,增量制度建设对新企业成长具有“扶持”作用。总体而言,开发区设立促进了新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新企业成长。在开发区异质性方面,开发区对新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与开发区的级别有关:国家级开发区和省级开发区能促进新企业的规模扩张,而市级及以下开发区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国家级开发区的影响程度显著地优于省级开发区。这因为开发区设立通过增量的制度环境吸引企业入驻,不同的政策效应对企业的吸引力度不同,而入驻后企业数量和质量又进一步影响集聚效应的强度。在行业异质性方面,基于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差异并没有影响开发区设立对新企业规模扩张的作用。这说明新企业资源缺乏的普遍性,新企业拥有资源的匮乏和需求资源的饥渴,使得开发区设立对新企业规模成长具有普遍的促进作用。同时,机制检验发现,“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是开发区影响新企业成长的重要传导机制。(4)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通过成长路径的“锁定”和“解锁”影响新企业成长,两者在影响新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存在交互作用。资源禀赋对新企业成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初始资源禀赋能够强化组织“烙印”作用,将新企业锁定于易于成长的路径之上;丰裕的资源禀赋有利于实现新企业成长路径的“跃迁”;资源禀赋有助于强化“资源拼凑”行为,缓解新企业的资源约束,改善“新进入缺陷”问题。制度环境对新企业成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新企业改善资源使用效率、获取后续资源,进而缓解新企业的资源不足,强化新企业成长路径的“锁定”过程;区域制度改善通过营造更加规范和公平的新企业成长环境,可以触发新企业演化路径的“解锁”过程;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新企业获得身份认同、提高合法性程度,突破“合法性门槛”,进而获得快速成长。创立初期的内外条件对新企业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的“锁定”作用,而后续的特殊事件、外部变化和进一步战略行为具有路径变迁的“解锁”作用。新企业资源使用效率和资源获取是其成长的两个重要方面,同时联接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在企业成长路径“锁定”和“解锁”中的作用及两者的相互关系构成了新企业成长的动态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