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从“词汇”、“句子”和“篇章”三个层面出发,对《檀香刑》的日译本中“民间叙事”的翻译策略进行考察分析,找出译者具体运用哪些翻译手法和主要的翻译策略,并进一步探讨民间叙事在翻译中的可行性和局限性。词汇层面的分析分为人名地名、称谓语、拟声拟态词和民间文化负载词四个板块,句子层面分为方言土语和修辞手法两个板块,篇章层面分为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和民间说唱式的叙事方式两个板块。通过列举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归纳译者的主要翻译手法,探讨这些翻译手法是否能再现原文的民间叙事,或导致原文中的民间叙事产生怎样的歪曲变形。经过以上的分析,笔者得出的结论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优先考虑意义对等,并争取做到“意义和风格”兼得。译者大量地使用直译和直译加注解的方法,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的同时,传递原文本的异质性,实现跨文化的交流。通过直译加注解的方式,原文中民间叙事的内容和形式都能再现于原文,体现了在一定程度上,民间叙事是可译的。由于《檀香刑》同时作为一部声音叙事小说,猫腔、韵文贯穿全文,口头白话和文言并存的多声部的叙事特点,给翻译带来了重重困难。另外,一些基于特定的语言结构形式之上的叙事语言规范偏离和变异修辞与目标语言有着根本的区别,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不得不只取意义而放弃风格,从而导致民间叙事审美形式的流失和变形,印证了莫言的“小说中真正的肥料必然流失”之论断,民间叙事具有翻译的局限性。总的来说,译者吉田富夫在“民间叙事”的翻译上,具有较为明显的以原文本为中心的异化倾向,虽然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失落和变形,但是其积极尝试的“直译法”和“直译加注”的方法,能最大程度地将小说《檀香刑》的异质性传递给目标语读者,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目标语言的再生。在翻译的桥梁作用下,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距离彼此拉近,翻译的局限性进一步缩小。另外,这种强调“异”的翻译手法,超前于读者既有的期待视野,可提升读者的学养,转化为一种新的阅读经验。读者的“期待视野”越广阔,对本文的要求越来越高,反过来又推动了翻译的发展。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时代背景下,吉田富夫的翻译策略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