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航空公司国籍条款行业壁垒规则严苛限制跨境并购的背景下,航空公司经私力探索建构国际航线联营。国际航线联营属于新型高标准商业合作模式,以贸易手段和结果变相规避投资壁垒,具备“准并购”的法律效力。国际航线联营已经引发全球航空运输市场结构的剧烈变革,已在不同程度建构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两大国际航线联营体系。现阶段国际航线联营既构成“联盟内联盟”,又可在传统联盟外适用,其独立性特质日渐显现。“金属中立”是新近国际航线联营最鲜明的特征,涵盖的收益或者利润共享机制促成国际航线联营深度虚拟融合。异于传统合同型联营,国际航线联营合作伙伴既保持各自独立法律地位,又在双层联营机构的指导下一体化合作。国际航线联营协议作为潜在的垄断协议,往往需要面对事前或者事后的反垄断豁免。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绝大多数国际航线联营和天空开放融合的既成事实。在美国,以反垄断法为连接纽带,天空开放演变为国际航线联营的先决条件,但这仅是美国外交政策和反垄断法保驾护航的产物,并不存在必然的法律逻辑关联,亦未演进为普世经验法则。国际航线联营“相关市场”的法律界定是获取反垄断豁免的首要步骤,各国对“相关市场”的理解和认知呈现两极分化的对立趋势。竞争性评估和公共利益分析是确定国际航线联营是否存在竞争伤害的两梯度法律标准。对于存在危害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竞争秩序瑕疵的国际航线联营,可以要求适用释放航班时刻等补救措施以契合反垄断豁免的规定。中国参与国际航线联营具备范围小、伙伴少、碎片化和试验性等特征,中国的事后反垄断豁免模式存在制度障碍和不作为等法律问题,在未来应根据国情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级积极参与国际航线联营,理性变革航权交换体制,完善中国的反垄断法律体系和事后豁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