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到“新时期”这一过渡期,既是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文学更新的重要节点。文学界对此的研究一般可分为两类观点。一类是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断裂论。持论者大多强调“文革”后文学对“文革文学”的颠覆,很少讲到他们的联系和演变。上世纪90年代,随着对“文革”文学多层面的认知推进,另一类关联式的研究兴起。这类论者充分发掘了“文革”地下文学中孕育的积极因素,关注地下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隐秘联系。在今天,对“文革”中“潜流”的关注远远大过了对公开文学的关注,从“文革”到新时期的“纯文学”线索也已经得到有效梳理。一个显在的缺失是：“文革”公开文学得到讨论不多,从“文革”到“新时期”的左翼线索也被忽视。而实际上,有许多在“文革”中已公开发表文学的作者,在“新时期”继续创作,对他们作品的流变研究将非常有意义。梳理“左翼”线索也将能有效地还原文学的全貌。另外,还有一些边缘作品虽然被发掘,但仍然处于“禁毁”的地位,它们也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拙文将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新批评”、叙事学等“内部研究”理论,避免脱离文本的高度抽象结论或是过于孤立的文本分析。上篇考察过渡时期的历史语境。这一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纠结盘杂。政治场内部,高层力量角逐的变化导致了政治环境的一张一弛,文学环境也随之宽松或紧张。文学场内部针对文学与政治关系展开的争论颇为激烈,有作品与政治亲和,亦有作品刻意背离。在知识场内,“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分裂为失语与爱智两大类型,后者在高压下的坚持为文化维持着一线生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在意识形态、媒体和自身的合力重塑下跃变为精英：评论者欠缺宽容和理性,文学批评时常裹挟着政治的因子,这样的状态在1985年前后才有所改善；文学史家的观点则经历了两次大的变迁,最终,“纯文学”和“现代主义”的崛起对左翼和现实主义造成了一定贬抑。下篇展示文学内部的冲突、延伸与裂变。过渡时期的作品既有显在的分层,又有层间对流。载道、言志、现代主义等文学传统在作家身上形成异质碰撞,创作者内心的分裂、矛盾、和成长在作品中体现的歧异让问题更加复杂。食指、高晓声、梁小斌等作家的心路历程矛盾重重。这一时期的文学变革首先从内容层面开始,进而波及到形式层面。从总体上来看,文学的主题由单一走向复杂化和日常化,由直白宣教变为朦胧多义；人物塑造起初单薄激进,壁垒分明,后来逐渐增强立体感,形成参差对照；古旧的线性进展模式和情节中心的结构模式在粉碎情节的潮流中被解构。除了存在上述的线性发展和文学差异之外,不同时段的文学之间也存在着非线性的逆向线索和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部分“文革”地下小说已经相当熟练地运用了心理中心的结构模式,一些地下诗歌的现代主义锋芒极其锐利,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许多新时期文学。而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流派在主题、情节、人物、语言诸方面突破都不大,事实上沿袭了“文革”主流文学的创作模式。韩少功、莫言、王安忆、张洁等作家身上均显现了这种渐变与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