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各地区经济均获得快速发展，但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也更加突出。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实现合理的区际分工、实现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必要条件，但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既有可能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使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趋向均衡，也有可能产生负的溢出效应，使交通基础设施在促进某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对其他区域经济增长施加负面影响。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在更大范围内按照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适当的交通基础设施政策，调节各地区之间的要素配置，以减小地区间发展差距，达到各地区平衡发展的目的。　　本文首先从交通基础设施与分工专业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交通基础设施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作用机制。　　从理论上说明交通基础设施越发达、运输成本越低，区域分工专业化水平越高，并以中国的数据验证了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分工专业化水平之间存在正的相关关系。整个社会的分工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不同的区域，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等的水平不同，导致各区域的交易成本也不同，并会导致各区之间的分工程度不同，进而影响区域差距。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产业的集聚，并进而影响要素流动及区域差距。产业集聚从微观上来说涉及到企业区位的选择。交通基础设施的接近效应为产业布局提供了可能，成本收敛效应为企业区位选择提供了现实条件，而规模经济性以及公共性则分别是产业集聚的内生性和外生性条件。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呈现倒U形关系，在一定范围内，随着运输成本的降低，产业集聚度会提高，如果运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则产业呈分散分布。论文以中国的横截面数据验证了产业集聚度和交通基础设施成本成正比，并分析了产业集聚和要素流动之间的作用机制。　　其次，文章以公路、水运交通为例，对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邻近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分成东中西部分别检验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则发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邻近区域的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都会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起积极作用，而西部地区则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西部地区各省之间的货物流动相对较少造成的。　　最后从对全国交通基础设施实行踪合、统一的管理;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建立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协调发展制度;加强综合管理体制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等几方面提出了重构中央—地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关系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