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和合译本》与《文理和合译本》出版于1919年,两部译本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有很大的不同。比较二者的文体风格、语法特点、比喻、词汇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官话和合译本》较为忠实于原文,语言浅白易懂,倾向于“形式对等”；《文理和合译本》则具有典型的古典汉语特征,文体工整而富有韵律,语言典雅简洁,且带有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色彩,倾向于“功能对等”。本文用“处境化”来描述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即其所选择的对中国文化的不同处理方式。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那个动荡激变的文化转型期,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和表达范式被打破。“官话和合译本”所选择的以“涵化”为主的“处境化”方式,使其较少依赖于汉语已有的表达范式,从而在面对文化处境的变化时充满了弹性,并积极参与了塑造、转变中国文化的过程,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乃至文化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而“文理和合译本”以“本土化”为主的“处境化”方式的选择使它力图以“中国之文词”、以中国古典经籍尤其是儒家经籍的语言文体来表达基督信仰,最终在那个“打倒旧文化”的文化转型期失去了立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