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康熙时期，明遗民把持着学术大局，在诗经学领域亦不例外。因此，这一时期，诗经学研究仍沿袭晚明遗风。一方面，宋学派继续对朱子《诗》学进行阐释，并成为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主流；另一方面，诗经学又在强调实学的风气下有所变动，即受到汉学复兴和文学解读风气的冲击，出现了新的异动；传统的汉学派也明显受到宋学派的影响，在继承汉学的同时，又在多方面有所突破。宋学和汉学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出现了“汉宋兼采”的局面。此外，如王夫之、毛奇龄等人，既不是尊朱派，又非尊序派，而以考据为基本治学方法，汪琬、吴肃公的诗经学研究则充满了考据特色，这些都孕育了“诗经清学”的萌芽。与此同时，明末以情说《诗》的思潮也影响着诗经学研究的面貌，使得这个过渡时期的诗经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本文第一章概述晚明至康熙初期的学术文化背景及诗经学研究的概况。　　 第二章考察了宋学派的《诗经》文献，认为清初宋学派(尊朱派)《诗经》研究有两个特征：一是对元明以来“述朱”传统的延续；二是在阐释朱子《诗》学的同时，内部出现了异动。在阐释体例上，将《小序》与朱子《诗集传》并列提出。注释字词、考据名物时往往兼采众说，不再恪守汉宋门户。在尊朱的前提下，继承了明末文学解读《诗经》的方式，著作中出现了大量的探究诗情的文字。朱子“《诗》学”阐释中出现的这种异动，正是明中期汉学复兴和文学派解《诗》对宋学一统局面带来的冲击。　　 本文第三章论述清初尊序派对汉学的继承和突破：申述《诗序》对于解《诗》的重要性；批判地接受《诗序》。继承汉学重文字、训诂、考据的传统治经方法。进一步跳出汉宋门户，或引朱说证《序》、或驳《诗集传》以申《序》、或调停朱说与《序》说，呈现出“汉宋兼采”的局面；以情解《诗》之文间或出现。他们对汉学既有继承也有突破，而突破之处价值犹大，是清初尊朱派的学术研究的独特之处。　　 本文第四章对王夫之的《诗经》文献进行了研究，论述王氏从不同角度解读《诗经》对后世诗经学研究带来的影响。王氏诗经学研究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乾嘉时期考据学的发展，也影响清后期今文经学的再一次繁盛，是清初诗经学研究的一座高峰。　　 第五章研究了毛奇龄的六部诗经学著作。毛氏解《诗》以标新立异为特征，往往新见迭出。其作又不失精审的考据和翔实的辨伪，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六章研究了汪琬和吴肃公的《诗经》杂考类著作，总结了二书极富考据特色的阐释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