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市场操纵行为的监管始于1993年,不论是证券市场的形成,还是对操纵行为的监管,历史较短,均有极大的完善空间。随着我国证券市场不断的扩张,与之适应的交易工具的创新、交易产品的丰富,交易主体的多元化等,必将滋生动态多变、复杂难辨的各类市场操纵行为,除较为常见的连续交易、约定交易、自买自卖等交易型操纵手段之外,还会出现行为型操纵、信息型操纵等形式各异的操纵类型。同时,操纵行为人为达到谋取不当利益或减少损失的目的,往往会综合运用各种操纵手段,以谋求较短时间内、较深程度的股价波动,对股票市场产生更为巨大的损害与破坏;抑或通过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掩人耳目,为非法操纵行为披上合法外衣,颇具隐秘性,增加了操纵行为的认定难度与监管成本。本文以如何实现我国股票市场操纵行为的有效监管为中心主题,从解决市场操纵行为认定困难、监管的事后性与滞后性两个主要问题入手。通过对我国监管模式、监管规则及市场操纵行为分类、特征的分析,认为操纵行为认定之困难,一方面源于操纵行为的手段多样性、动态变化性;另一方面源于操纵行为认定规则的不完善,无法为操纵行为的监管提供充分的依据与指导,无法充分发挥规则在股票市场交易中的引导作用。监管的事后性与滞后性除与认定困境下规则不健全、监管体制不完善息息相关外,还存在预防措施不充分、辅助手段不完善等专业监管问题。概括来说,本文在结合现有规则体系、监管模式、近期案例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域外反操纵监管经验,从完善股票市场操纵行为认定规则、建立股票市场操纵行为安全港规则、发挥股票市场操纵行为专业监管职能三个方面,对完善我国股票市场操纵行为的监管提出相应的法律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