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与抑郁对个体的身心健康、社交行为乃至认知功能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是心理学及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最受关注的两大典型消极情绪体验。Clark及Watson等人的一系列研究表明焦虑、抑郁以及其他相关心理变量(如知觉压等)往往彼此间存在高相关性,认为焦虑与抑郁可能共同受到某种潜在的特质性因素所制约,并将这种特质性因素视为负性情绪(Negative Affect)。本研究遵循该理论假设,将所有与焦虑及抑郁相关的消极情绪体验统称为负性情绪。在神经影像学领域,大量针对焦虑及抑郁的研究也为这种负性情绪理论提供了支持,发现虽然焦虑与抑郁在神经机制上存在差异,但高焦虑及抑郁情绪体验者或相关情绪障碍患者往往都表现出某些皮层下结构(如杏仁核和背侧纹状体)功能连接的增强,同时也伴随着某些相对较弱的前额叶皮层(如腹内侧前额叶与背外侧前额叶)功能连接;前者可能反映了个体自下而上驱动作用的过分活跃,而后者则体现了相对较弱的自上而下调节情绪能力。作为一种特质性的变量,焦虑与抑郁相关的负性情绪:(1)受遗传和早期环境的影响巨大,与神经质这一人格特质存在很高的相关性;(2)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高负性情绪者在不同的情境下都更容易报告不适感。然而,其也会受到近期压力事件所影响,表现出一定的状态波动:(1)相关情绪体验会随个体状态变化而变化,在基线水平(特质性水平)附近起伏波动;(2)能够明显反映在生理指标及行为表现上。另一方面,研究发现个体的静息态功能连接模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稳定,但某些相对易变的连接成分依然会随着个体状态的改变而发生一定程度的调整。基于该发现,具有不同变异特性的负性情绪相关功能连接,可能对负性情绪的特质性与状态性也具有不同的作用。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包括两个方面:(1)通过焦虑及抑郁的相关心理测量及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影像数据,探索负性情绪与静息态功能连接的潜在关系,同时,对负性情绪(影响焦虑与抑郁的潜在因素)理论及负性情绪的特质性与状态性进行验证;(2)探索具有不同变异特性的负性情绪相关功能连接,是否对负性情绪的特质性与状态性也具有不同的作用。基于研究目的一,在长时间间隔的重测样本上,纳入多个焦虑及抑郁相关心理测量,分析各变量在相同时间点下及不同时间点间的相关性;并将各变量的标准化主成分分数视为衡量负性情绪的指标,通过关联分析使之与静息态功能连接建立联系;最后通过多变量分析(支持向量回归)探究静息态功能连接模式是否能够有效预测个体负性情绪水平。结果表明:(1)各变量在较长时间间隔下依然保持了中等程度的相关性,且彼此间亦存在显著相关(彼此间的相关在不同时间点间依然存在);(2)负性情绪水平(主成分分数)主要与涉及壳核的功能连接成正相关,而与涉及腹内侧前额叶及背外侧前额叶的功能连接成负相关,同时,将相关功能连接作为特征,能够有效预测个体负性情绪水平。基于研究目的二,首先,利用图论手段进行变异性探测,并通过变异性在组水平上的中位数,将功能连接分为相对稳定与相对易变的两个成分;再者,尝试采用多变量分析探索具有不同变异特性的负性情绪相关功能连接是否对负性情绪的的特质性与状态性具有不同的作用关系,因此,以神经质这一与负性情绪高度相关的人格特质作为负性情绪特质性的代表性指标,以各相关变量主成分分数在不同时间点下的差异作为其状态变化的体现。结果表明:(1)与负性情绪水平相关且相对稳定的功能连接成分主要来自涉及壳核及腹内侧前额的功能连接,而相对易变的成分主要来自涉及联合系统脑区(以背外侧前额叶的连接为主)的功能连接;(2)相对易变的成分仅对状态性的负性情绪敏感(在不同时间点之间,相关功能连接的差异能够预测负性情绪的差异),而相对稳定的成分仅对与负性情绪高相关的人格特质敏感(相关功能连接能够预测神经质水平)。上述研究结果首先在行为层面支持了负性情绪理论,即焦虑与抑郁相关负性情绪共同受到某种特质性的变量所制约。同时在静息态功能连接层面,很大程度地验证了先前研究关于负性情绪神经机制的发现,并进一步表明具有不同变异特性的负性情绪相关功能连接,可能对负性情绪的特质性与状态性也具有不同的作用。结果中所揭示出的关键功能连接可能说明:对负性刺激自下而上的驱动作用(主要涉及背侧纹状体中壳核的功能连接)水平是特质性负性情绪的重要作用机制,该驱动作用过强将导致高特质性的负性情绪。而相对较弱的自上而下情绪调节作用也与高负性情绪水平有关,该调节作用体现于两个方面,分别是无意识参与的“热”调节机制和有意识参与的“冷”调节机制。前者由腹内侧前额叶主导,与特质性的负性情绪有关,可能作为一种内隐的情绪调节机制在发挥作用;而后者由背外侧前额叶主导,与状态性的负性情绪有关,可能涉及某些高级认知过程(如合理化等)在负性刺激增加时作为一种代偿机制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