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解放碑步行街入选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1）彰显着解放碑消费符号的价值。而早在2016年,解放碑就在经过学界及大众评选后,入选重庆十大文化符号。但最早其是作为政治符号而诞生的,可以说在时代的发展中,解放碑已经从实施政治教养的媒介物演化为一个富含多元符号系统的文化空间。俄罗斯塔图学派的创始人尤里·洛特曼提出多元符号系统交互影响的符号圈理论来描述文化空间概念。符号圈的逻辑起点是文本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即文本如何构建文化,文化如何影响文本。在洛特曼的理论中,文本居于核心位置。他提出,文本是一个完整的意义空间,它既包括自然语言,也包括手势、仪式、图像等内容。从这一角度来看,解放碑也可被视为文本。而文本建构为文化的过程中,媒介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谓媒介化与再媒介化,借用格鲁辛的话,“再媒介化的逻辑在于,媒介化永远是历史存在的前提;所有的媒介化都是再媒介化,因为对真实事件的媒介化永远是对另一媒介化过程的媒介化”。（2）从文化符号学角度审视解放碑,首先,精神堡垒实体的构建是抽象精神的媒介化实现,而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通过再媒介化,其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产生了新的意义机制,即新的文本,进而构建了包含多种符号系统的文化空间。而伴随媒介化而生的是媒介记忆,影响着群体的文化认同,形塑着文化空间中的符号互动。因此本文从文化符号学视角研究解放碑的符号变迁与认同,并着重考察媒介在其中的建构作用,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1.解放碑的符号建构与变迁是怎样的;2.媒介如何形塑了解放碑的符号系统;3.在符号变迁的过程中媒介记忆建构了怎样的认同。围绕这三个问题,本文结合相关史实资料,选取了与解放碑的构建与改造过程基本同步的纸媒,并以内容分析法来进行研究。具体而言,针对精神堡垒和抗战胜利纪功碑时期的研究,本文选取了《中央日报》《大公报》和《新华日报》,而针对在现代社会中诞生的解放碑,则选取了《重庆日报》。通过对相关报道展开较为深入的分析,本文认为精神堡垒和抗战胜利纪功碑虽然都是意涵丰富的政治符号,首要地承担着政治教养功能,但都未能完成教养民众认同国名党统治的目的。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处理民生问题的措施不得民心,导致出现官方与民间对政治符号认同断裂的情况。精神堡垒在战时,最突出的作用表现是唤醒了民众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争取胜利”的精神的象征物。但随着战后国民政府还都,且不重视妥善处理民生问题,因而无法获得民众认同,因此其象征物也无法得到认同。未竟使命,国民党政府期望通过纪功碑功碑来完成,即纪功碑天然就承担着教养民众认同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任务。当然其政治意涵还不止于此,更明显的是为纪念川渝人民的抗战功绩、纪念中国抗战胜利、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意象,这从其筹建的目的,奠基、落成等选择的时间,以及彼时政府官员的发言中都可以看得出来。但由于建成前国民政府就已经还都,且官方媒体并没有给予很多关注,似乎遗忘了它的存在等原因。最终导致,其也没能圆满完成政治使命。重庆迎来解放,通过改名,解放碑实现了政治符号内涵变迁。但值得注意的是,其通过碑名所处方位等方式继承了此碑作为抗战胜利纪功碑中纪念抗战胜利的政治意涵,但由于过于隐晦,鲜为大众所知。在现代社会,解放碑所处地区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营商传统,一跃成为城市中央商务区。解放碑也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消费符号和文化符号的叠加,构建了解放碑文化空间。根据尤里·洛特曼的符号圈理论,文化空间中存在处于“中心”位置的符号系统和处于不活跃的“边缘”位置的符号系统,具有不同的话语权,即不匀质性。中心位置的符号系统以“元语言”的形式描写着边缘位置的符号系统,使得边缘符号被忽视,甚至被蔑视。而由于不对称性的特征,中心和边缘位置的符号系统可以进行动态互动。目前,解放碑消费符号日益成为解放碑文化空间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符号系统,而其政治符号系统表现不够活跃,历史文化价值彰显不足。但解放碑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无论是对于重庆还是国家,甚至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有必要重视张扬其政治文化价值。因此本文建议,由政府或民间组织通过宣传、开展具有仪式性的活动等方式,来释放解放碑的政治符号影响力。一方面,通过铭记先辈们的艰苦斗争,可以强化民族认同感,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力;另一方面,有助于解放碑在差异化文化旅游盛行的今天,凸显文化特性,增加旅游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