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经济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背景下,以提升效率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企业运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作为国有资本主要运营载体的中央企业。提升中央企业的经营绩效,是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手段,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抉择。然而,我国中央企业的特殊性质使得其深受过度投资问题困扰。提高中央企业的投资效率,对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促进国有资本合理配置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2019年,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为支持中央财政开源节流,要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的比例,央企红利问题再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当前减税降费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减轻国家财政压力,提高央企红利上缴的比例和范围已成为大势所趋。我国自2008年起正式实施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纳入预算范围的中央企业按比例上缴国有资本收益(俗称央企红利上缴),并两次提升红利上缴比例。政策实施以来,学者们对国资预算制度在强化国资监管、优化国资配置方面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研究,主要形成了两大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资预算制度的实施可以发挥管控效能,有利于提升中央企业运行效率;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在当前制度环境不健全,政策实践力度不足的情况下,该制度的效用难以充分发挥,甚至会起到一定负面作用。政策发展到今天,其对中央企业投融资等具体行为的政策治理效应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以国资预算制度为背景,利用这一难得的准自然实验条件,选取了我国沪深两市纳入国资收益上缴范围的A股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和不受该制度影响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共得到2008-2018年间1281家上市公司共4303个公司——年度观测值,采用PSM-DID方法,研究了央企红利上缴政策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是抑制还是促进。研究发现,提高中央企业上缴红利的比例,可以减少企业内部自由现金流,从而通过事前约束和事后监督两方面发挥作用,抑制中央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证实了该政策的公司治理效应。进一步引入高管过度自信和行业竞争程度影响因素后发现,当企业管理层存在过度自信特征时,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提高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不再明显;另外,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提高对不同行业竞争程度央企的过度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相比高竞争行业,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提高对低竞争行业央企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央企红利上缴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也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以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政策为切入点,发现了中国情境下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的新证据。本文证实了国家政策的制度优势可以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国家政策发布产生外部治理效应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也为改善企业治理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成为降低代理成本,改善企业投资效率的新“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