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文化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从哲学层面看，就是推动现代生活实体（自由个体、公民社会和民族国家）的精神气质、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普遍理性”化的一系列复合过程——“文化理性”的自觉和建构过程。所谓“普遍理性”，它蕴含俞吾金教授言说的理性本有的“技术性向度、公共性向度、规则性向度和超越性向度”1；所谓“文化理性”，就是人类思考文化的方式和对待文化的态度以及采取的行为等方面的一种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文化“本体论承诺”。文化现代化的实质则是“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一系列新的生存“样法”的实践创制（institution）。因此，着眼于文化现代化这项筚路蓝缕的“事业”，如何看待和正确处理与之强相关的两个基本命题——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认同及其关系，直接关联着文化现代化之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双重自觉。　　滥觞于西方的现代性概念，原本指称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化“合理性”观念与精神，后来却演变为人类向自然扩张以及在人类内部扩张的必然结果；当下已跨越“民族——国家”界限而成为一种中性意义上的全球话语和理论范式。现代性在中国的绵延约略分为三个阶段：思想的现代性、市民社会的现代性和富裕社会的现代性。文化与现代性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现代化的大致理论框架；而对现代性的准确把脉，则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涵廓清与坐标定位提供了可能。这是文化现代化最基本、最深刻的理论理性命题。　　在实践理性层面，文化现代化的厘清之路和赓续架构又不得不涉及文化现代化的另一基本命题：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认同是一个历史现象，其实质就是以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的文化空间单位来巩固（或瓦解）被一定文化所濡养的政治实体。作为一个深生态阈的学理问题，民族文化认同的真正根源在于现代性的发微。但立足于文化现代化本身，民族文化认同和现代性却是并列关系，不是二阶从属关系。民族文化认同是“文化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实践理性命题。　　现代性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以及各自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作用，永远是一个需要不断学理检讨和实践检验的“构成性问题”。现代性不是魔戒，正如民族文化不是圣经。现代性至少确保制度层面的民主性，民族文化认同则确保文化论意义上的民族性。由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因而没有作为普世原理的文化现代化之路。　　现代西方理性危机的文化批判，是整个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全面危机的思想文化呈现。其批判的一系列主题和视界，为中国“文化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20世纪最后20年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真正起步、碰撞、迷茫、理性抉择的“积淀期”。对这一阶段的自由主义流派、现代新儒家流派、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后现代主义流派的文化观及其方法论转向重新进行梳理述评，是在为21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战略期”提供理论参照基础上，旨在为当下“中国模式”提供最好的文化注释。尽管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究竟需要“启蒙”还是需要“启蒙辩证法”并无定论，但作为一种价值维度与理想诉求（实质是别一种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的“文化全球化”，却需要我们义无反顾地正视和面对，即使“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已经蜕变为让人难以释怀的迷茫姿态。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研究进路，必须正视世界多元文化共存与新的“轴心时代”渐次发育之“捆绑式”历史真实与趋向。“复兴”浪潮正席卷全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但是，以“文化产业”(文化现代化之显态表征之一）名义复兴的文化究竟还有没有“文治与教化”旨趣？文化资源在“文化资本”化后，文化产业附加值是否能够担当起“培植”和“人文化成”真义？本论文将进行详尽阐述。不仅如此，还指出，必清醒地认识到：（1）复兴之路正当时；（2）文化复兴两由之；（3）复兴和“被复兴的”同时并存。　　中国“文化现代化”在竭力研发“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时候，也应该同时发育“公益性文化事业”。唯有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相互扶持，互补前行，滥觞于“后发外生型社会”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才能有实质性进步，我们也才能真正“诗意地栖居”。文化成为资本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内在缘由，其矛盾化解只能依赖“生态文化”理念的扎根落实以及诸如“美丽中国”等新历史理性逻辑的发微及其践履。　　新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实践，立足于“微观基础”，最终应致力于以下层面或内容的完善：文化生活现代化；文化竞争力；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指数，理当围绕这三个层面进行具体“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