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在《理想国》、《法律篇》中对以荷马、赫西俄德为代表的希腊传统诗歌悲剧等文学艺术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嘲讽，他反对文艺，反对在他的理想国中出现诗歌、悲剧等文艺作品。在柏拉图眼里，文艺被贬低为教育的附属工具，他认为文艺离真理太远，不过是低级的骗术和把戏，使人无法认识至善的理念，让人沉迷于幻影之中。文艺还是是淫荡性、引诱性的，有伤风化，让人堕落，对人的心灵和品格造成负面的影响，最终给城邦社会带来灾难。为了维护理念和美德，必须摒弃文艺，因而柏拉图对文艺提出必须服务于政治和社会道德的要求。这是一种政治工具主义的文艺观。这种反文艺的思想倾向是柏拉图时代希腊人关于美的哲学的基本局限，它既受制于当时的认知思维能力，也有城邦治理需要方面的深刻原因。他对文艺的攻击既是其形而上学理念论哲学体系对诗及文艺之为“理念”的“摹仿的摹仿”的贬斥，又和当时社会状况密不可分，他对文艺的谴责和控告是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心理反应，是社会现状让他无法迷恋艺术，柏拉图对政治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冲淡了他把文艺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兴趣：柏拉图所处的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正值民主制动荡衰落的时期，悲惨混乱的社会现实让哲学家无法醉心于艺术天地；思想文化上理性主义的兴起，神话思维的没落，理性精神的觉醒昭示着时代精神在转变，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需要也在急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文艺的感性与想象性特征是必然的反应。柏拉图力图解救危机中的城邦于不倒，因此，片面夸大了文艺的消极作用，而看不到文艺之为特殊精神生产方式在把握世界、揭示真理、完善人性方面的积极意义，所以才得出了这样的文艺消极观。柏拉图理想国中被放逐的文艺，在现代西方人文主义哲学家“诗”与“思”的圆融中找到了回归之路，其本质和意义在荣耀的殿堂中得到了深透的澄明和敞亮,文艺、的存在意义逐渐恢复，它不再低于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