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生角度讲,农产品流通既影响农民的“钱袋子”,又关联消费者的“菜篮子”,对保障农户收入,改善城乡居民消费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2008年以前,农产品流通渠道不断呈现的“卖难买贵”、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生鲜农产品流通损耗较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促发一种现代的、高效的、创新的“农超对接”供应链模式应运而生,较大程度地推动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的变革,引发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强烈关注。从宏观层面看,“农超对接”供应链作为一种农业供给侧结构优化与改革的产物,从2008年试点,已经运行了近10年时间,在未来,“农超对接”模式仍有较大的提升和改善空间。因此,其发展背后的动力机制特别是内部的治理结构安排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从微观层面看,在“农超对接”实际的执行层面上,存在两种比较常见的经济现象:一是有些合作模式取得了成功,在长期、不确定的交易环境下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二是有些合作模式因为合作不满意要么提前终止合约要么双方对薄公堂。对此现象大多数学者侧重于从外部层面进行讨论,而很少从内部制度安排层面即治理机制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切入并展开研究。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这两种经济现象都与制度安排即治理机制导致的“效率含义”是紧密关联的。事实上,有效的治理可以激励交易双方创造价值并带来良好的绩效,现实中运行良好的联盟组织都离不开相匹配的治理机制的运用。对于治理机制而言,既可以处于某一点上,即静态层面,也可以处于不断变换的状态下,即动态层面。因此静态层面下“农超对接”供应链组织绩效差异如何从治理机制的维度进行解释?动态层面下“农超对接”供应链组织的持续合作与治理机制的互动关系及作用机理有什么内在关联?这些核心问题都是本文必须给予解答的。围绕上述问题,本文以治理机制为基本切入点,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关系契约理论、交易关系生命周期理论等系统、全面地研究了“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与治理机制问题。首先,在“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从“理性系统”和“自然系统”两个视角对“农超对接”供应链组织动力机制进行阐述,重点剖析了供应链合作关系的历史演进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从静态层面上构建了基于交易特性、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的理论模型,并采用实地调研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再次,从动态层面上利用动用模型与案例分析结合的方法对关系治理与合约治理在不同阶段的互动过程、替代机理与互补机理进行了探究与检验;最后,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启示。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从宏观层面上讲,“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作为一项具有时代特征的制度创新,历经近10年三个不同阶段的稳定发展,在经营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除了消费者偏好、宏观政策变化、技术进步等外生因素的加速推动,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基于治理成本、生产成本和风险成本总和最小化的混合治理结构优势是“农超对接”供应链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原由。(2)从微观层面上讲,“农超对接”供应链中超市与农户合作的治理机制框架可以从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在行业针对性的经验情境下,找到对联盟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的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构成要素。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及实地访谈的基础上,设计出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测度量表,最终通过了调研数据的检验。其中合约治理由合约的包容性与合约的适应性构成;关系治理则由联合行动、信任和互惠三个关键关系规范组成。(3)从静态层面上讲,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对“农超对接”供应链中的联盟绩效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超市而言,与农户进行合同管理,双方用合约协调交易关系,有利于联盟绩效的提高。同时加强与农户间关系要素的形成与培育刻不容缓。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在交易特性的部分变量(包括超市资产专用性与交易频率)与联盟绩效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并且关系治理的中介作用普遍大于合约治理的中介作用。在“农超对接”供应链中,交易特性三要素与合作关系类型、政府作用等其他因素均对治理机制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超市而言,在与交易对象的合作过程中,如何选择适宜的治理机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4)从动态层面上讲,在农产品交易的“真实世界”里,超市与合作伙伴间的治理机制在不同阶段随交易特性三要素的改变而不断进行动态调整,进而分别呈现出“高合约治理,低关系治理”、“中合约治理,中关系治理”、“低合约治理,高关系治理”的治理特征。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基于各自的交易特点和优势,在合作关系生命周期中呈现此强彼弱的关系,可以互为补充、交替使用。治理机制的替代性意味着超市与交易对象在合作时为获取更多的治理收益可以选择更低的治理成本;治理机制的互补性则说明组织间的制度安排可以保持一致使治理效果达到最佳。本文在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1)大多数学者对于“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的研究侧重于从外部层面展开讨论,而缺乏对供应链内部组织形式下制度安排的研究特别是治理机制的考察。强调对“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与治理机制问题进行解答,从理论上可以增强对农产品供应链作为跨组织合作组织在交易行为中的解释作用。对于关系规范“如何选择”是一个需要结合特定行业和典型情境的学术问题。挖掘和提取“农超对接”情境下对联盟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效应的关键关系规范是一个富有实践意义的研究内容。本文从内在规则和外在行为两个维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2)对于中间型组织合作关系的治理研究,目前研究主要使用基于静态的横截面数据和跨学科的逻辑论证视角的主流范式进行论证。但真实世界的“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既有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同时又是静态与动态不断交替的过程。因此,构建从宏观到微观,从静态到动态的研究视角以加强对农产品供应链合作关系与治理机制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可以促进治理机制理论分析框架的完善,加强对合作关系的现实解释力。(3)对“农超对接”供应链的合作与治理的探讨从研究方法上既有案例分析,又有多种模型如Williamson启发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动用模型等的综合运用,避免了同类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单一化,体现了方法运用方面的多元化与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