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电视屏幕上有一部嚇唬小孩的大杀器《聊斋》，那诡异的灯光和瘆人的音乐一起，孩子就只敢从手指缝里偷瞄一眼，看看又飘来什么女鬼。
　　 长大一些，我看的第一部“传统经典”，不是四大名著，而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尽管对文言文半懂不懂，可那些“鬼”的故事，似乎比人的故事要有趣得多，也直接得多。有时候，如果盖住“鬼”的身份识别，就是一幕幕人间百态。
　　 很荣幸，很多大家也是这么认为的，比如汪曾祺，还写下了这本《聊斋新义》。他说，自己想做一点实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而石能择主，人即是花，这种思想本来就是相当现代的，蒲松龄在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思想，令人惊讶。
　　 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汪曾祺选了另外一条路——把旧的创造出来了。汪曾祺动笔，不是大刀阔斧地改，但给故事埋下了突出一条岔路般的未尽之意。
　　 《促织》的结局原本是大团圆式的，变成蛐蛐的儿子复活了，他的父亲也功名钱财双收。但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和之前一家人走投无路的故事情绪是矛盾的，也让一个揭露黑暗的剧本在最后作了某种妥协。蒲松龄也许是化愤怒为安慰，汪曾祺却毫不犹豫地把儿子“写死”了——这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瑞云》的原著结尾，在贺生的“帮助”下，瑞云的脸又恢复了光洁。这个故事原本的主题是赞扬贺生的“不以媸妍易念”，这是道德意识，不是审美意识。歌德说过，爱一个人如果不爱她的缺点，不是真正的爱。在汪曾祺的改写中，当瑞云的脸晶莹洁白，一如当年，贺生却不像瑞云一样欢喜，反而若有所思。这样一改，就是一个现代意味的爱情故事了。
　　 据说有记者问过科学家霍金，这一生有什么事情真正打动过你？霍金回答，“遥远的相似性”。“故事新编”的方式其实并不新鲜，民国时期，鲁迅写过一本名字就叫《故事新编》的历史小说集;林语堂也用英语改写过《虬髯客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等中国古代小说，最后文言文转英文又转白话文，汇集成一本《中国传奇》。
　　 鲁迅比较谦虚，1935年在给《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说，“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但鲁迅改写历史小说，绝不是闲来无事的文人消遣。比如，大禹治水的《理水》一文，就是那个时代的“官场现形记”，其中关于“考察员”的描述，至今读来仍觉眼熟。
　　 林语堂的选择标准则是，“所选各篇皆具有一般性，适合现代短篇小说之主旨……在于描写人性，一针见血，或加深读者对人生之了解，或唤起人类之恻隐心、爱、同情心”。林语堂的第一目标读者是西方人，目的在于普及中国文化，所以在选定篇目之后，改的只是文风，故事主旨并无太多变化。
　　 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与电视剧《聊斋》几乎同期。他没有愤世嫉俗，也没有闲适格调，他想写的，是人的现代意识，“中国的许多带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从六朝志怪到《聊斋》，都值得重新处理，从哲学的高度，从审美的视角”。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个说法也许不严谨、不科学，但有据可考。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复出，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震动文坛，在一个作品研讨会上，几个青年学者给他定了个位;后来慢慢地就成了定论，学者孙郁2014年在三联书店出过一本写汪曾祺的书，书名就是《革命时代的士大夫》。
　　 这里不讨论“士大夫”，但孙郁说的有道理，“汪曾祺的文章还被不断地阅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与人性的温度”。此前评价聊斋最普遍的观点之一，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固然没错，但人性在其中是缺席的，汪曾祺要做的，是把聊斋里的鬼，写成现代的人。
　　 汪曾祺也是个有趣味的人，曾自嘲：“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他改了原著的一些篇名：把《郭安》改成《明白官》，但文中的官明明是个糊涂官;把《赵城虎》改成《老虎吃错人》，但老虎比人更有人性。林语堂也改写过《促织》，给文中的儿子起名“吉弟”，汪曾祺则起名“黑子”，还把篇名改成《蛐蛐》，风格十分统一。
　　 《聊斋新义》只有13篇，当时有人催他多写几篇去出版，汪曾祺的回复是——“为写而写，为钱而写，质量肯定不会好，而且人也搞得太辛苦。”
　　 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书，读来不累，读完能想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