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反抗外敌入侵取得胜利的伟大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和象征。同时,民族危亡催生中国文化裂变与新生,抗战促进现代文学由启蒙的“精英姿态”到人民性转变,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改造“隐忍”、“谦和”的国民精神,开掘新的、鲜活的“刚性”文化力量以抗击暴敌,成为抗战的重要内容。老舍是中国抗战时期众多作家的典型之一,抗战前的自由知识分子老舍,于战争全面爆发后,毅然投身抗战革命洪流,特别在“家”“国”矛盾、“尽忠”与“尽孝”、“新文学”与“旧文艺”的两难选择中,他做出非比常人的决定。正是这样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作家其转变历程更具代表意义,老舍以自己最具长处的“笔”服务抗战,为抗战第二条战线胜利做出一个作家、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本论文试图在以往优秀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抗战中老舍的启蒙思想与民族精神建构,开掘抗战中老舍“士”“卒”转变的机制与心路历程,揭示老舍个体生命体验对文本创作潜在规约作用,从而再现一个“士卒”合一的老舍形象。老舍处在“传统”和“现代”融合非常复杂的时代,他接受“五四”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对中国国民性格进行反思和批判,期望以西方文明来烛照东方人格。而抗战改变了老舍的生活境遇与创作理念,为他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提供机缘。他把目光聚焦到开掘传统文化精华上来,挖掘民众几千年“礼”文化规范下所形成的“谦和”、“隐忍”人格中潜藏的无限战斗力量。老舍把“五四”启蒙志士建构的文化批判路径与“改造民族灵魂”主题延伸到抗日救亡“大时代”,救亡亦即启蒙。本文以老舍投身抗战的心理困境——在抗战中突围——《四世同堂》正好印证抗战中老舍思想的理路设置框架。老舍完成对民族国家的曲折体认,由新文学自由知识分子转变为抗战文艺界“小卒”,从疏离政治到亲近政治、参与抗战宣传到建构抗战文艺,在政治和抗战文艺实践中,其思想产生了“现代”和“传统”二元纠缠的复杂关系,老舍在“士”与“卒”之间、“政治”与“国家”之间、新文学与旧通俗文艺之间徘徊纠结。但老舍毕竟是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尽管在抗战中,他饱含情感激越与思想犹疑,却无法阻挡他“舍予”为国的脚步。他对启蒙进行创作性转化,启蒙是实现现代性手段,而救亡又是另类形式的“启蒙。”在“国家至上”这意义层面上,老舍又完成“自由知识分子”到抗战“小卒”的沟通,即“卒”也是“士”,为新文学向“功利性文学”转化提供可行性通道,同时成功从思想禁锢、政治困境、文学规约的泥沼中突围。抗战中的老舍,既是“士”也是“卒”,在沟通“士卒”的基础上,表达对民族文化建构与民族精神更新的思考。《四世同堂》即是老舍抗战心路历程的真实再现,以小说人物由“士”到“卒”而“士卒”统一的艰难历程,折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抗战时期老舍的心理困境与人生突围,并寄予他们启蒙大众的先锋期待。从老舍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士”大夫文化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裂变与重生;能够感受到其文化心理演变的轨迹,譬如觉醒与怀旧,追求与失落,保守与激进、困惑与挣扎。抗战中老舍思想纠结与转变,归根到底,属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范畴。传统文化现代化主要包含“继承而扬弃与改造并创新”两个路径,传统文化是根脉,现代化则是灵魂。老舍创造性地把以“个体觉醒”为基点的“五四”启蒙理路,转向“群卒”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在知识精英引领下,开掘“刚性”精神与“猎人文化”特质,打破文化“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模式,强调文化融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在现代性与传统性融合基础上,衍生出切合中国实际的民族文化,更新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的人民主体精神建构,完成由个体“士”带动“群”的道德轨迹进而达到人人皆可为“卒”的伦理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