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群问题被认为最早由英国著名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20世纪提出,他在《明日:一条引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一文中提出城市群的概念。虽然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城市化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区域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全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了“互惠共生,合作共赢”的新时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而城市群之间乃至个城市群内部的协调发展是影响区域整体发展的核心环节。环鄱阳湖城市群作为江西省最发达的区域、长江中游城市群之一,雄踞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三大经济发达地区的核心位置,是连接沿海与内陆沟通的枢纽。城市群内部的协同稳定发展直接影响着江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以环鄱阳湖城市群作为研究区域,在参考和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协同发展的理论与方法,从经济、社会、创新、环境四个方面对环鄱阳湖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现状进行梳理,采用城市群评价指标的综合指数和系统耦合相结合的方法,对比2012—2016年5年间环鄱阳湖城市群及其所属的6个子城镇群在经济、社会、创新、环境四个方面的发展指数,分析城市群总体发展指数与协同指数变化,总结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基础、有利条件及存在的不足。研究结果显示:(1)环鄱阳湖城市群综合发展指数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稳健发展态势,从2012年的0.506增长到2016年的0.894,城市群发展状态由初级协调到中级协调状态,且有向高级协调阶段迈进的发展态势。城市群发展指数越高,表明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越稳定。经济、社会、创新、环境四个子系统的发展指数总体趋势都为上升,但发展速度有所差别。2012年发展指数环境>社会>经济>创新,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较落后于环境的发展,到2016年成为社会>经济>环境>创新,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远超于环境与创新子系统,创新因素一直是环鄱阳湖城市群发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2)环鄱阳湖城市群发展协同度逐年提升,由2012年0.700上升到2016年的0.7804,增长率为14.65%,根据城市群协同发展划分标准,可以看出2012年环鄱阳湖城市群处于中级协同阶段,城市群内部发展注重合作与共赢意识,协同发展趋于稳定;从2013年开始到2015年环鄱阳湖城市群协同虽相比之上一年协同指数有所提高,但城市群协同状态没有发生阶段性的变化,城市群协同发展状态依旧处于中级协同阶段,其协同度为0.730、0.758和0.784,表明城市群协同发展得到进一步强化,正逐步朝着一体化状态努力。2016年的环鄱阳湖城市群协同指数向更高一级的高级协同阶段迈进,该阶段城市群内部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加深,城市群发展进入一体化状态。(3)南昌大都市区的发展状态优于其他的城镇群,且发展较为均衡,各项发展指数均在0.70以上,南昌大都市区为环鄱阳湖城市群的核心区域,但创新与环境两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九江都市区的区域范围最小,却包含了九江市发展状况良好的主要区域,其发展能力仅次于南昌大都市区,除创新子系统外其他发展指数同样均高于0.70,但创新、环境与经济、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差距较南昌大都市区而言更大;景婺鄱城镇群在整个环鄱阳湖城市群中处于中等水平,其经济子系统发展指数在过去5年中介于0.6—0.7之间,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社会与环境的发展指数分别在0.8与0.7左右,创新发展指数较低,在历年中都为6个子城镇群的最低值;九岭山—幕阜山风景地作为环鄱阳湖城市群的旅游休憩地,其城镇群的主要优势就是环境发展优于其他子城镇群,该城镇群总体的发展指数最低,到2016年只有0.592,但环境子系统的发展指数各年份均居6个城镇群中的首位,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有待进一步提升;新宜萍城镇群在整体发展在环鄱阳湖城市群中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其城镇群整体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子系统的发展,经济与环境因素在城镇群发展中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创新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信江河谷城镇群在整体发展上处于环鄱阳湖城市群中等偏下的水平,社会与环境是推动其城镇群整体发展的主要因素,2012—2016年的其发展指数均在在0.7之上,经济子系统的发展指数在0.60—0.70之间,创新因素的发展指数偏低,且与以旅游休憩作用为主的九岭山—幕阜山风景地的发展指数相似。(4)2012年信江河谷城镇群协同发展变化最为显著,由初级协同向中级协同转变。2013年至2016年环鄱阳湖城市群的6个子城镇群一直处于中级协同阶段,该阶段城市群内部发展注重合作与共赢意识,协同发展趋于稳定,子城镇群间的协同指数差异较小,协同水平较为均衡,协同指数基本维持在0.70—0.79之间。其中南昌大都市区的协同程度最高;九江都市区次之;新宜萍城镇群、信江河谷城镇群协同度位列第三、第四;景婺鄱城镇群与九岭山—幕阜山风景地协同度相近,前者稍高于后者。各子城镇群自身协同指数5年间的变化较为微弱,变化幅度不超过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