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投资的迅猛发展和国际投资协定数量激增,大量国际投资争端案件的审理使得传统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ISDS机制的改革已经变成了国际投资领域的共识。近年来,国内研究ISDS机制改革的文献数量可观,但主要集中在ISDS机制存在的缺陷,尤其是与东道国公共利益平衡的关系上,最新研究则主要关注在ISDS机制的上诉机制构建的必要性、可行性与构建模式选择上。作为ISDS机制改革新成果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由于其签署至今的时间跨度有限,所以鲜少有将其置于ISDS机制改革系统中进行横向对比的研究,本文将其纳入ISDS机制发展研究中,从ISDS机制产生背景与价值意义展开,介绍ISDS机制的争端主体以及其与其他争端解决机制的区别,明晰ISDS机制的内涵。随后系统整理ISDS机制的在实践中的适用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明确ISDS机制改革的必然性及迫切性。在此基础上,从TPP和TTIP两个目前影响力较大的协议中关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不同思路,了解最新国际社会对于ISDS机制改革的不同路径选择。最后通过对ISDS机制发展的全方位检视,结合我国对ISDS机制改革的态度和国际投资中的涉华案例,对我国ISDS机制的改革提出建议。鉴于我国目前对ISDS机制的改革更适合站在较为温和的改革立场,在ISDS机制改革过程中应重点考虑确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平衡、兼顾公平与效率、新旧机制协兼容等方面因素,在理论层面加强ISDS机制的相关研究,在实践层面以双边投资协议(BIT)谈判为突破口,将改革从双边层面拓展至多边层面,最终形成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