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一种糖耐量异常,在妊娠期间发生或者首次识别。在世界范围内GDM发病率逐年增长,发生GDM以后危害是巨大且深远的,不仅对自身产生危害,对婴儿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危害不只是近期的还包括远期的影响。人体肠道内寄居着数量庞大的微生物,目前已发现这些肠道菌群与人体很多包括GDM在内的代谢类疾病存在关联。然而目前相关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仅有的几项已发表研究多为横断面研究,尚缺乏基于前瞻性队列的针对肠道菌群与新发GDM关联的病因研究。另一方面,大量2型糖尿病(T2DM)与肠道菌群关联性研究提示我们,与T2DM具有类似发病风险因素(包括基因与环境因素)的GDM也很有可能与肠道菌群结构紧密相关。GDM患者的肠道菌群很可能在确诊前的孕早期就表现出某些特征,相关生物标记物可能与新发GDM存在因果联系,有望为GDM的早期诊断和干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本研究基于前瞻性出生队列,对孕早期和孕中期的孕妇肠道菌群与GDM关联性进行分析,以初步识别与新发GDM相关的新型生物标记物,以及孕早期到孕中期孕妇肠道菌群的动态变化特征。方法:基于成都双流队列,在孕早期(<18周)纳入目标人群,孕中期(24-28周)进行口服75 g葡萄糖耐量试验,筛选出26名GDM患者。同时,收集孕早期、孕中期两个时期的粪便样本及临床基本资料。按照病例对照的研究设计,以孕妇年龄(±3岁)、基线孕周(±4周)及采样时间(孕早期±4周)1:1匹配健康对照26名。提取粪便样本的DNA,采用两步法PCR扩增的方法扩增细菌16S rRNA基因的V3-V4区,然后在Illumina Miseq(PE 300)平台进行测序。结果:与健康对照相比,GDM患者肠道菌群在孕早期和孕中期的α多样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GDM组和健康对照组的肠道菌群α多样性及群落结构从孕早期到孕中期未发生变化,但是发现了有差异的操作分类单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OTUs)。当探讨GDM与孕期对肠道菌群群落结构的交互作用时,GDM状态对肠道菌群结构有影响(P=0.026)但未发现孕期对群落结构有影响(P=0.74)也未发现GDM与孕期对肠道菌群的交互作用(P=0.165)。孕早期GDM组与健康对照之间的肠道菌群群落结构无统计学差异(P=0.17),孕中期两组间群落结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8)。同时在不同的孕期初步识别出了GDM组与对照组间有差异的OTU,孕早期主要是Gammaproteobacteria、Enterobacteriales、Enterobacteriaceae、Prevotella、Klebsiella,孕中期主要是Enterobacteriaceae、Ruminococcaceae、Dorea。将研究对象的菌群组成按照肠型可以划分为三类,考虑肠型但不考虑配对时孕中期的肠型2(P=0.020)和肠型3(P=0.035)的病例-对照肠道菌群存在统计学差异。考虑肠型且考虑配对原则时孕期、GDM状态,及二者交互作用均不会对肠道菌群结构产生影响。孕期其他影响因素包括孕前BMI、孕期体重增重与筛选出的OTU没有相关性。结论:孕早期至孕中期肠道菌群的α多样性及群落结构并未发生动态改变,但是发现了早期与中期间有差异的OTU。虽然在孕早期病例组与对照组间群落结构间不存在差异,但孕中期两组间群落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早期识别出的病例组与对照组间有差异的OTU,可能预示着GDM患者肠道内的某些菌群在孕早期已经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