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家经典，历来主张重德轻物。两千多年前，《尚书》记载，西戎向周朝进献了一只叫做“獒”的硕大凶犬，长老太保召公很担心周天子武王沉迷于此而误国，遂以监护人身份写训词，强调“明王慎德”的道理，还把“玩人丧德”与“玩物丧志”相提并论。而历史上，因玩物而疏离朝政的君主也确实不乏其人，大都落个丢了江山的下场。
　　由是，“玩物丧志”的古训绵延至今，一直悬在读书人的头顶，起到了某种“鞭梢效应”。那么，何为“志”？以古代圣贤的标准，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关的事，都在“志”的范畴，若进一步的表述，大体可用“立德”“立功”“立言”来概括。于是乎“清规”繁多，就连吟诗作赋、琴棋书画这样的雅兴，都曾被列入了不可“玩”之物。《二程语录》中，对杜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的诗句就颇有微词。而在宋代刘挚眼里，所谓“士”，“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此观点深得顾炎武赞同。在他们心目中，“文以载道”是最核心的，“道”大过文，“志”胜于“物”，玩文学又算什么。朱熹认为，“明道先生，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扬雄则对“雕虫篆刻”不以为然，“壮士不为也”。
　　然而古往今来，偏偏就有一些生性浪漫的大文人，并不那么“安分守己”。《闲情偶寄》的作者李笠翁，可称为古代最懂吃喝玩乐、最不受古训束缚的“玩家”。他一生很大心思都用于衣食住行的养尊处优，不仅精于花匠、木匠、漆匠等活计，还设计出舒适美观的暖椅、冰凳和扇形借景窗，他对生活品位的讲究，远远超过了如今所谓的“小资情调”。早年的沈从文热衷于搜集耿马漆盒和各种丝绸、刺绣品种，后来成为一代古文物史大家，才算洗白了名声。
　　西方文化人不懂何为“玩物丧志”，一旦“玩物”，全然忘我。纳博科夫一生对于蝴蝶标本的搜集和研究，几至走火入魔，被描述为“满世界撒欢抓蝴蝶”的老人，平时他常常在居所附近的山脉行走捕蝶，享誉世界文坛的《洛丽塔》就是“收集蝴蝶之旅”间隙的成果。他研究的只是鳞翅目中一个很小的类别——眼灰蝶，年轻时，一连好几年，他每天都在显微镜下工作长达14个小时，76岁那年，他独自一人在瑞士达沃斯山上捕捉蝴蝶，在陡坡处失足摔进山谷，导致健康恶化，弥留之际，儿子来医院见了他生前最后一面，儿子亲吻他的额头时看到了父亲的泪眼。小纳博科夫后来回忆令人动容的最后一刻：他问父亲为什么流泪？老纳博科夫回答：“我看到了一只蝴蝶在展翅飞舞。”
　　我等凡俗之辈，酷玩围棋，数日不奕，手痒难耐，且不知悔改，业荒于嬉。简直就是不可救药了。古人称围棋为“木野狐”，魅惑力很可怕，一旦这个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人就会被其牢牢吸附，难以脱身。聊以自慰的是，梁启超多年来醉心于麻将，曾谓“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据说胡适、徐志摩等巨匠、文豪也有打牌的癖好。我们不必为贤者讳，要知道，他们打的是麻将。梁实秋的解释是，“有任公的学问风操，可以打牌，我们没有他那样的学问风操，不得藉口”，令人莞尔。还是张岱说得到位：“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也是张岱的自我写照。
　　贤者、智者尚且难免，我更没什么可顾虑的了。何况，我自以为围棋比麻将更具诗意。有句成语叫“星罗棋布”，能與梦幻般星空相提并论，这个世界，也只有围棋。“千古无同局”，一副小小围棋盘，刻有19道纵横线，360个交叉点，不过1平方米，创造出的棋谱完全没有极限，其景象真是如梦如幻。不过，南帆曾有一段关于围棋的文字，使我颇有感慨：“我常常看着棋盘上的纵横19道，心中一阵悚然。我知道，这个棋盘可以不动声色地掠走一个人的毕生心血。这使我警觉地与围棋保持一定距离……我还想做其他事情。”感慨归感慨，年轻时我没有戒棋，如今进入人生的深秋晚季，这样的活法，也就由它去吧。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