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变革中的学生责任伦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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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社会整体转型时期的学校教育面临着各种挑战,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各活动主体都应履行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之一的学生亦不例外。学生责任伦理包含学生对待社会和国家的伦理、对待教师的伦理、对待学生群体的伦理和对待自身的伦理。
  关键词:学生责任;责任伦理;人文主义;教育变革
  近几年,接二连三发生的恶性事件,如“辱师”“杀师”事件、“吉林农业大学学生故意伤害同学案件”[1]、“圆圆遭同学辱骂殴打跳楼自杀”[2]、“研究生杨元元自缢事件”、“我爸是李刚”、“药家鑫激情杀人”等,成为社会舆论指责学生道德缺失,尤其是责任感旁落的导火索。在世人唏嘘和心痛的同时,我们是否更应该关注这些恶劣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教育现象和问题?现代教育不应当只是关注学生的成才问题,学生伦理素养问题也应当成为现代教育要义之一。
  一、责任伦理与学生责任伦理
  “1979年,汉斯·约纳斯在《责任原理——工业技术文明伦理的一种尝试》一书中提出科技时代的责任伦理,呼吁对人类世代生存的责任感、对前代的感激和对后代的关怀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这是基于人类生存无条件的绝对律令而提出的伦理原则,是针对当今人类对自然干预能力越来越大、后果越来越危险的科技时代而着重强调的责任意识,人类必须把权利与责任联系起来,清醒认识人类创造与选择所导致的各种后果(包括人类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后果)并承担相应责任。”[3]
  工业文明社会到来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尤其是在网络电子时代,功利主义与技术理性无处无时不在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一切在为我们带来便捷和速度的同时,也在消解着我们的责任感。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实存状态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和更新,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使得整个人类社会似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了交往和普遍联系,这些变化在促进人类生活发生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使得群体自私和都市沙漠的蔓延发挥到了极致。城市是教育不可回避的时代遭遇,而城市作为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具有自己的伦理逻辑。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教育在培育城市精神的同时,不但不能将学校场域塑造成陌生的城市性空间,还要能自觉地抵御、消解、弥补城市生活的冷漠与孤独[4]。学校教育在面临诸多时代遭遇之时,学生在校的生活也在遭遇价值观的混乱、功利主义至上、责任感飘零和消逝的时代悲剧,这一切都呼吁学生责任伦理的归位和培育。
  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教育者主要是教师的伦理素养要求,这主要体现在现有的大多数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和成果是对教师伦理要求的阐述,而很少有人研究对学生的伦理素养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进入整体转型期,教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任务,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强烈需求,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的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文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它指出了学生责任的重要性和时代性,这意味着在整个教育活动中,享有主体地位的学生也应该充分履行自身责任和义务,应当具备为自身行为负责的能力和伦理素养。笔者认为,学生责任伦理是指学生为自身对教育活动的选择和行动承担相应责任的伦理准则,学生责任伦理应该包含对待社会和国家的伦理、对待教师的伦理、对待学生群体的伦理、对待自己的伦理等方面。
  二、学生责任伦理的内容
  (一)对待国家和社会的伦理
  蔡元培先生在《学生的责任和快乐》中写到:“现在所有的学生,大概都是从远方来的,朝夕相见,研究各种科学,这是第一层可快乐的事情。还有一层,现在各位为社会服务,这也算是分内的事情,不一定要人家知道,只要求其如何尽自己的责任,并且不要以此为出风头、沽名誉的器具。终成人家不知道我,我也无须要人知道,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人不知而不愠’的意思。上面所讲的是学生的责任和学生的快乐。我还有几句话要奉告诸君的。诸君当此青年时代,到中学读书,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改造社会的中坚人物。”[5]陶行知先生在《学生的精神》中写到:“要改造社会必具有委婉的精神。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面做事,不可过于急进。改造社会,也是一样,尤其是我们的学生,因为是领导民众的中坚分子……应付环境必具有坚强人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我们处在任何环境里面,必抱有坚强人格,不可自由摇动,尤其到了厉害生死关头之时。所以我们处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坚强不摇的人格及不屈不饶的精神,决不能少的,尤其在我们学生时代。”[6]
  2010年正式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全文中“责任”一词总共出现了16次,着重强调了学生服务国家和人民的社会责任感。我们认为,大学生群体应该具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公共知识分子情怀,应如“萨义德式”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独立、非体制化的批评立场,“质疑爱国的民族主义、集团思想,以及任何阶级、种族和性别特权的意识”,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怕被烧死在火堆上,不怕被孤立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是“有倔强性格的彻底的个人,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处于几乎随时与现存秩序相对立的状态。” “众多论述萨义德的著作往往忽略了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责任和道德良心”[7]。其实,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当一方面具有“道德和正义”的伦理,一方面保持独立精神和人格,作为负责任的人勇敢和坚毅地坚守学术阵地。
  (二)对待教师的责任
  我国自古就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徒如父子”的尊师传统,意思是说学生应当要像尊敬父母那样尊敬老师,老师要像爱护子女那样爱护学生。但是,假如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的教,一味向课堂索要所谓的“学的自由”,将随意逃课和旷课看作是一种“自由”,甚至要求教师应当默认和尊重学生的这种“自由”,那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岂不是成了“闲人”、“无关人员”?学生岂不是自己否定自身的主体性?那社会究竟还要不要师道尊严?究竟是谁在让师道尊严丧失?继续追问的话,从一定程度上讲,可否说是学生一味追求“自由”造成了目前教育所面临的困境?
  学生一方面离不开教师的指导和引领,另一方面要把追求知识、真理、美德作为一种学习的享受和境界,也就是说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尊敬教师,更应当追求真理和精神的升华。柏拉图认为尊师和追求真理是相互不冲突的,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尊师重要、追求真理更重要。笔者认同柏拉图的观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要尊重任课的教师,也要追求真理本身,这两个方面是不冲突的。正如怀特海在《大学的使命》中的观点,应当将青年人的激情与老年人的经验结合起来,呼唤学生应当站立起来举目四望,学会思考,去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他的这些教育思想恰恰是对这一主题的响应和支持。
  (三)对待学生群体的责任
  时光流走,转眼孩童蜕变成青年,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个性和价值观念,面对同一情境或问题各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学生在与同伴群体相处时,应当学会关心他人、学会共处与合作。《学会生存》中指出,“教育的使命是教学生懂得人类的多样性,同时还要教他们认识地球上的所有人之间具有相似性又是相互依存的”,“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8]。值得提及的是,学生不仅仅要学会与他人共处,更要学会与他人合作,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和人之间也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也都有着不同的面孔,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将规则抬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用规则来表达自己的冷漠。学校教育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形,“学校教育中存在的夸大陌生人危险的倾向需要纠正。以往的教育引导儿童对陌生人要有礼貌、友善,现在的教育几乎神经质地引导儿童戒备、警惕,甚至敌对陌生人。”[9]
其他文献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2014年7月25日报道,7月22日,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英国伦敦南部一所学校召开的“女童高峰论坛”上强调,教育是遏制童婚的有效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