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我们的精彩，早已经不复存在
　　
　　2001年，台湾歌手黄舒骏发行《改变1995》之后，再也没有出版过新专辑。
　　
　　黄舒骏：《未央歌》描写的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虽然背景非常艰苦和残酷，但这本书所描写的却是一种相当超离于现实环境的美好。这种美好事实上反映出很多人内心的渴望，有点像是学生生活的乌托邦，它使台湾的学生以它作为对大学的想象和憧憬。这个憧憬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它的吸引力来自于，我们受到的教育使我们认定大陆是我们的故乡，只是它是一个暂时没有办法回去的故乡。大家都对大陆充满了想象。
　　《未央歌》在台湾大概1958年就开始发行。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1981年，那时刚好是考上高中的暑假，花了3天时间把600多页的书给看完了。高中第一堂课，国文老师就提到了《未央歌》，说如果我们有空应该去看这本书；事实上我们整个高中三年同学之间一直在讨论这本书。《未央歌》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本书，而是所有的中学生活，那些年少的回忆。它成为我个人生命里很重要的印记。
　　人物周刊：能跟我们讲讲你跟鹿桥先生的故事吗？
　　黄舒骏：1988年我出第一张专辑后就想能不能借此跟鹿桥先生有所联系，但实际上，当时鹿桥先生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一直到1997年，鹿桥的侄女写信给我说，鹿桥知道了台湾有个小孩，写了一首《未央歌》，让我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只管联系他。这是一个惊人的震撼和喜悦。我收到这封信的两个礼拜内就飞到美国去找鹿桥先生了。
　　鹿桥先生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他一讲话，开头就是哈哈大笑。我人还没进到他家门，他就说，哎呀我以为你会抱着一把吉他唱着《未央歌》来给我听。在他的家，我告诉他《未央歌》对我的影响，他也告诉我很多关于《未央歌》的故事，还带我看了他很多很多的照片……当时鹿桥先生已经79岁了，他和夫人对我就像爷爷奶奶一样，而我觉得，哇，我因为写了《未央歌》就有这么特殊的机会，可以直接到鹿桥的家跟鹿桥讲大话，蛮骄傲的。
　　
　　应该用健康的态度来看待商业
　　
　　人物周刊：你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商业化以及媒体的所作所为导致了音乐行业大量的设计和虚假。现在呢，你对台湾音乐界现状有什么看法？
　　黄舒骏：如果没有商业之手的推动，我们不可能接触到这么多任由我们选择的音乐，所以对商业这只手，我们需要给它一些Respect（尊敬）。也有人说，商业把我们的音乐扭曲，但这其实是很难证明的事情。我们应该用健康的态度来看待商业的手。没有商业之手，所有的人都只能在家里弹给自己少数几个朋友听，弹完大家拍拍手就回家了。我觉得商业已经不需要再讨论了，它永远存在而且永远必要。
　　人物周刊：台湾音乐人林文炫曾经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很多有自己想法的歌手在商业化运作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惑，会想，“我到底要不要红，要不要更红？”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黄舒骏：我告诉你，我认为这个困惑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根本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我明明可以更红，我故意不要红”，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你怎么知道你会更红？没有人知道的。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五月天”，当年他们跟一群被称为另类的团体一起，出了一张合辑叫《爱国歌曲》，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谁是谁，最后就红了一个“五月天”。你觉得只红了“五月天”是因为其他几个团体故意不想红吗？
　　人物周刊：近年来很多港台的音乐人纷纷来京，营造工作室或者定居，你对北京有什么印象？是否也有在北京定居的打算？
　　黄舒骏：我第一次到北京是1997年。我还记得我那次去，认识了郑钧，还跟他一块去了长城。这十几年间内地主要的都市变化都很大。我觉得北京在10年间飞速发展，举办奥运会使得整个北京在现代化的这条路上走得非常快速。
　　我们台湾中南部的小孩都会往台北走，同样的，将来整个大中华的市场往北京或上海、广州这些重要的都市走。至于我会不会在北京有个住所或者工作室，现在还不是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