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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开展的“拉斐尔前派的遗产” 展出了拉斐尔前派运动的第二次浪潮(1960s~1990s),呈现了拉斐尔前派兄弟会的激情,与真诚的生命力。
在每一个喧嚣的社会纲领里,有的澎湃着奋进的激情,有的低回着怀古的幽思。这是最好的时代,抑或最坏的时代,每个人都心揣一把杆秤,艺术也一样。
因为有了第一届万国博览会,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得以以社会的注脚进入历史,它记录了大机器生产时代里产品的富足与品位的贫瘠。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亲自发动了一场对英国工艺的革新运动,重新唤回手工的温度,重新在生产和消费中注入道德。这是时代对提升公众品味责任的承担。于是19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的工业中心陆续涌现出一批设计学院、美术馆、艺术公司,致力于在制造商和消费者心中灌输设计感。这场运动里,拉斐尔前派的后进们首当其冲。他们讽刺世博会举办地水晶宫是一个巨大的温室,里面陈列的粗制滥造、矫饰夸张的展品是对手工技艺忠实于材料、形式追随功能原则的公然践踏。——不要轻视这些原则,它们帮助定义了现代设计。
这些拉斐尔前派的成员是艺术和社会信念真诚的践行者,作为运动的精神领袖,维多利亚时代艺术趣味的代言人,约翰·罗斯金把父亲的遗产全部捐赠给教育机构,声明社会主义和不劳而获的富裕不可得兼。他撰写的《威尼斯之石》中对哥特本质的阐释曾深深鼓舞了后来被誉为现代设计之父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以及他的终身挚友伯恩·琼斯。前者因为拒绝“少数人的艺术,对少数人的教育,或少数人的自由”而放弃绘画,转向了实用美术的创作。莫里斯说:不值得做的,或者,会贬低制作者的事情,人就不要去做。只有开开心心做出来的东西人们用起来才开心。他用自己在肯特郡建造的家来说明所谓的好设计是什么。这栋名叫红房子的建筑中所有的装饰都是与朋友们合作亲力亲为的心血。1961年正是在红房子中,他与兄弟会的拥趸们一起开办了莫里斯商行,承接包括建筑、彩色玻璃、壁画、珠宝、家具等等在内的一揽子设计和加工服务。面对盘根错节、日趋发达的商业网络,这个把美当做社会主义纲领而奋斗的理想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想要用艺术作品影响大众,只有回到商品市场的阵地。
于是他更多地投身到装饰图案的设计中,不是为了区隔社会地位,而是帮助人们合理地、开心地使用一些必需品。莫里斯商行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862年万国博览会上,艺术家们共同合作完成的小橱柜披上公司的标签,完成了它的世界首秀,代表着第二代拉斐尔前派主力干将的集体风格。两侧的皮质镶板布满莫里斯设计的花样,橱柜正面是伯恩·琼斯绘制的正对弈西洋双陆棋的男女,身着中世纪罩袍,神色淡漠。但由菲利普·韦伯设计的橱柜,结构单纯又分明外露,正是钢铁时代建筑的现代风格。
莫里斯最广为人知的遗产是他花鸟草虫的织毯和壁纸图案,造型广泛来自对自然界物态的抽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莫里斯过分追求细节的风格——这曾是拉斐尔前派兄弟会非常强调的特质,追求毕露无遗的真实形态。反对者认为当艺术家带着放大镜捕捉每片叶子的线条时,实际是用人工、冰冷和生硬的方式歪曲了艺术的本意。
所以才有了后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兴旺发展的新艺术运动,它继承了拉斐尔前派关于设计的遗产,但注入了更多流动的、富于动感韵律的线条形态,中世纪晦暗、神秘、慵懒的色彩退散,取而代之的是如植物中生长出来的优雅生机。
大都会博物馆展出了比亚兹莱为马洛礼《亚瑟王之死》所做的边框设计。为了图解这段中世纪最经典的浪漫传奇,天才的年轻插画师选择了拉斐尔前派所钟爱的天使形象,但不规则的百合花苞和蜿蜒盘旋的枝蔓昭告了20世纪初商业设计领域中最成熟迷人的风格。借着1900年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获得巨大成功,新艺术运动的成就在大批量产品中被迅速地普及,莫里斯设计民主化的梦想似乎实现了。
可是,20世纪的设计史终究为两股相反的潮流所挟裹:作为品位的设计与作为乌托邦的设计。当大机器生产和大众消费的民主力量最终将高尚的趣味消磨殆尽,人们又开始慨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灵光不再。尽管莫里斯商行的成功靠着厚重的商品目录而不是传统贵族化的私人委件,但是很快创始人发现这样还是不够的,公司真正的主顾依然是那些富裕阶级。
晚年的莫里斯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以自己的庄园凯姆斯科特命名,并把大部分时间投注于书本和花样的设计。在传播技术有限的时代,也许印刷术是更接近民主改良的通衢。
1896年莫里斯病逝,同年,出版社制作发行了莫里斯的小说《世界尽头的源泉》以及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前者开启了由霍比特人、魔戒和纳尼亚传奇组成的现代奇幻文学的世界,后者寄托了制作者们对英国文学之父持续一生的钟爱。莫里斯专门为之设计了中世纪风格的乔叟字体、奢华的边框纹样配有花式的大写字母。伯恩·琼斯则操刀了其中的木刻插画。这次合作是这对挚友呈献给世界最后的馈赠。他们的青年时代在神学院相识相知,最终为艺术供奉了宗教般的虔敬。伯恩·琼斯拒绝绘制《故事集》中的淫秽场景,他说:如果我们能活着完成这部作品,这本著作将会成为口袋里的教堂。
今天在作为世界工艺美术殿堂级存在的V&A博物馆里,它琳琅满目的艺术商店承载着莫里斯曾经的心血和憧憬。人们蜂拥购买那些个人风格鲜明的家具、壁纸和布料,但总是轻易放过以下事实:这位现代设计先锋人物也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1876年,在亲自设计的忍冬纹花纹第一次进入专利局档案的同年,他加入了自由党左派,担任东方问题协会的书记,撰写声讨政府远东侵略政策的檄文。与马克思的女儿一起投身工人运动,在恩格斯支持下重建社会主义同盟。
想当年,他还只是一个神学专业毕业的年轻人,在阅读中为中世纪的文学艺术所迷醉,在游历中为哥特式建筑所震撼,当他决意放弃神职工作的时候,当他决意追随拉斐尔前派兄弟会先辈们脚步的时候,这个怀抱政治热情的年轻人,这个躬身践行的年轻人,大约在往昔那个有手工艺同业公会的世纪,那个在制作中保有纯净灵魂的世纪——哪怕只是他一往情深的玫瑰色想象中,看到了关乎明天的社会主义理想吧。
在每一个喧嚣的社会纲领里,有的澎湃着奋进的激情,有的低回着怀古的幽思。这是最好的时代,抑或最坏的时代,每个人都心揣一把杆秤,艺术也一样。
因为有了第一届万国博览会,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得以以社会的注脚进入历史,它记录了大机器生产时代里产品的富足与品位的贫瘠。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亲自发动了一场对英国工艺的革新运动,重新唤回手工的温度,重新在生产和消费中注入道德。这是时代对提升公众品味责任的承担。于是19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的工业中心陆续涌现出一批设计学院、美术馆、艺术公司,致力于在制造商和消费者心中灌输设计感。这场运动里,拉斐尔前派的后进们首当其冲。他们讽刺世博会举办地水晶宫是一个巨大的温室,里面陈列的粗制滥造、矫饰夸张的展品是对手工技艺忠实于材料、形式追随功能原则的公然践踏。——不要轻视这些原则,它们帮助定义了现代设计。
这些拉斐尔前派的成员是艺术和社会信念真诚的践行者,作为运动的精神领袖,维多利亚时代艺术趣味的代言人,约翰·罗斯金把父亲的遗产全部捐赠给教育机构,声明社会主义和不劳而获的富裕不可得兼。他撰写的《威尼斯之石》中对哥特本质的阐释曾深深鼓舞了后来被誉为现代设计之父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以及他的终身挚友伯恩·琼斯。前者因为拒绝“少数人的艺术,对少数人的教育,或少数人的自由”而放弃绘画,转向了实用美术的创作。莫里斯说:不值得做的,或者,会贬低制作者的事情,人就不要去做。只有开开心心做出来的东西人们用起来才开心。他用自己在肯特郡建造的家来说明所谓的好设计是什么。这栋名叫红房子的建筑中所有的装饰都是与朋友们合作亲力亲为的心血。1961年正是在红房子中,他与兄弟会的拥趸们一起开办了莫里斯商行,承接包括建筑、彩色玻璃、壁画、珠宝、家具等等在内的一揽子设计和加工服务。面对盘根错节、日趋发达的商业网络,这个把美当做社会主义纲领而奋斗的理想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想要用艺术作品影响大众,只有回到商品市场的阵地。
于是他更多地投身到装饰图案的设计中,不是为了区隔社会地位,而是帮助人们合理地、开心地使用一些必需品。莫里斯商行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862年万国博览会上,艺术家们共同合作完成的小橱柜披上公司的标签,完成了它的世界首秀,代表着第二代拉斐尔前派主力干将的集体风格。两侧的皮质镶板布满莫里斯设计的花样,橱柜正面是伯恩·琼斯绘制的正对弈西洋双陆棋的男女,身着中世纪罩袍,神色淡漠。但由菲利普·韦伯设计的橱柜,结构单纯又分明外露,正是钢铁时代建筑的现代风格。
莫里斯最广为人知的遗产是他花鸟草虫的织毯和壁纸图案,造型广泛来自对自然界物态的抽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莫里斯过分追求细节的风格——这曾是拉斐尔前派兄弟会非常强调的特质,追求毕露无遗的真实形态。反对者认为当艺术家带着放大镜捕捉每片叶子的线条时,实际是用人工、冰冷和生硬的方式歪曲了艺术的本意。
所以才有了后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兴旺发展的新艺术运动,它继承了拉斐尔前派关于设计的遗产,但注入了更多流动的、富于动感韵律的线条形态,中世纪晦暗、神秘、慵懒的色彩退散,取而代之的是如植物中生长出来的优雅生机。
大都会博物馆展出了比亚兹莱为马洛礼《亚瑟王之死》所做的边框设计。为了图解这段中世纪最经典的浪漫传奇,天才的年轻插画师选择了拉斐尔前派所钟爱的天使形象,但不规则的百合花苞和蜿蜒盘旋的枝蔓昭告了20世纪初商业设计领域中最成熟迷人的风格。借着1900年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获得巨大成功,新艺术运动的成就在大批量产品中被迅速地普及,莫里斯设计民主化的梦想似乎实现了。
可是,20世纪的设计史终究为两股相反的潮流所挟裹:作为品位的设计与作为乌托邦的设计。当大机器生产和大众消费的民主力量最终将高尚的趣味消磨殆尽,人们又开始慨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灵光不再。尽管莫里斯商行的成功靠着厚重的商品目录而不是传统贵族化的私人委件,但是很快创始人发现这样还是不够的,公司真正的主顾依然是那些富裕阶级。
晚年的莫里斯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以自己的庄园凯姆斯科特命名,并把大部分时间投注于书本和花样的设计。在传播技术有限的时代,也许印刷术是更接近民主改良的通衢。
1896年莫里斯病逝,同年,出版社制作发行了莫里斯的小说《世界尽头的源泉》以及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前者开启了由霍比特人、魔戒和纳尼亚传奇组成的现代奇幻文学的世界,后者寄托了制作者们对英国文学之父持续一生的钟爱。莫里斯专门为之设计了中世纪风格的乔叟字体、奢华的边框纹样配有花式的大写字母。伯恩·琼斯则操刀了其中的木刻插画。这次合作是这对挚友呈献给世界最后的馈赠。他们的青年时代在神学院相识相知,最终为艺术供奉了宗教般的虔敬。伯恩·琼斯拒绝绘制《故事集》中的淫秽场景,他说:如果我们能活着完成这部作品,这本著作将会成为口袋里的教堂。
今天在作为世界工艺美术殿堂级存在的V&A博物馆里,它琳琅满目的艺术商店承载着莫里斯曾经的心血和憧憬。人们蜂拥购买那些个人风格鲜明的家具、壁纸和布料,但总是轻易放过以下事实:这位现代设计先锋人物也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1876年,在亲自设计的忍冬纹花纹第一次进入专利局档案的同年,他加入了自由党左派,担任东方问题协会的书记,撰写声讨政府远东侵略政策的檄文。与马克思的女儿一起投身工人运动,在恩格斯支持下重建社会主义同盟。
想当年,他还只是一个神学专业毕业的年轻人,在阅读中为中世纪的文学艺术所迷醉,在游历中为哥特式建筑所震撼,当他决意放弃神职工作的时候,当他决意追随拉斐尔前派兄弟会先辈们脚步的时候,这个怀抱政治热情的年轻人,这个躬身践行的年轻人,大约在往昔那个有手工艺同业公会的世纪,那个在制作中保有纯净灵魂的世纪——哪怕只是他一往情深的玫瑰色想象中,看到了关乎明天的社会主义理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