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武大樱花的来历，就要追溯到一段令人心酸的曲折往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创的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大兴土木，
　　劈山建校，逐渐将这片原本乱石丛生、坟冢遍地的荒山野岭，变成了美丽的大学校园。
　　经过9年的植树造林，珞珈山林木葱茏，花丛掩映，成为华中最好的植物园，被郭沫若盛赞为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然而，正当武大的发展势头蒸蒸日上之时，日军的侵华战争打响了。至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武汉大学开始迁往四川乐山。10月底，武汉三镇沦陷，武大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侵占，并被辟为中原司令部。1938年7月，武大校长王星拱率领最后一批师生离开珞珈山前夕，曾委托以汤子炳（又名汤商皓）先生为首的五位教职工留守护校。
　　几个月后，当汤商皓与驻扎在珞珈山的日军就校园保护等进行交涉时，日军高桥少将，将武大校园与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相比较，表示：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汤商皓心有不满，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予意，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高桥反对：“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一般认为，日军在此种植樱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因此，珞珈山的第一批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
　　日寇的侵华战争，给武大造成了巨大而惨重的损失，也让武大人蒙受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千年易过，日寇的罪孽难消！当1946年武大复原珞珈山后，广大师生看到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陌生花木，百感交集。但尽管国仇校恨犹历历在目，武大师生却并未对其加以挞伐，而是选择了与这些“国耻花”为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樱花虽然的确是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的产物，但它本身是无罪的；人们之所以会欣赏它，喜欢它，完全是因为它自身的美丽。
　　也许，最初的武大樱花是“国耻花”，不过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樱花也成为了友谊之花。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并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其中的800多株种在了北京的玉渊潭、植物园、陶然亭等京城的几个大公园里。因为周总理曾经在武汉大学居住过，于是中央有关部门便将其中的50株转送给武汉大学，武大的樱花就这样成为了中日友谊的一种象征。
　　时至今日，珞珈山上的樱花，已经成为武大校园文化不可缺少甚至是深入骨髓一部分。武大原创音乐协会的不少原创校园民谣，都是以樱花为主角的。每年樱花盛开时，生命科学学院1995级学生彭挺创作《樱花树下的家》会在校园屡屡传唱。“樱花诗赛”，是由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于1983年发起，从最初的武大校内诗歌比赛，逐渐发展成为全国高校大学生诗歌爱好者的创作交流盛会。每年武大樱花盛开的时节，樱花诗赛如期举行。樱花怒放的三月，最美的不仅在枝头，还婆娑在诗意缤纷的稿纸上，蓬勃在年年不衰的学生活动中。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