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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指出我们应该保持理性的态度对待同性恋者，放下偏见，真正的与同性恋者站在同一个角度看待这一社会问题，追求实际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承认与保护同性恋者这个弱势群体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主张。“文明消失于对话的死亡”，只有保持睿智和理性的思考，倾听社会的呼声才是对待问题时最恰当的姿态。
关键词同性恋者 公平正义 弱势群体
作者简介：付尧，暨南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3-085-01
一、我们为何要关注同性恋者
近年来，关于同性恋的讨论不再是敏感而不可触及的话题。世界各国对于同性恋再也不是完全抵抗、压制的态度，并且已经有部分国家对于同性恋者予以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和保护。同性恋的产生，依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是自从人类存在，这种自然的情感就存在。古代中国就曾经留下了“裸衣合睡”、“分桃”、“断袖”等佳话，西方历史中更是有苏格拉底、米开朗琪罗、亚历山大、柏拉图这样的人物。
上海大学教授、性学专家刘达曾经的调查中显示，上海同性恋者约占4%-5%，一般认为广州的同性恋人群比例于此相当。权且算中国有十二亿人口，也意味着中国有四千万左右的同性恋者。这个数字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
二、同性恋者为什么需要结婚的权利
婚姻所带来的法律关系变动很复杂，涉及到税收、财产、健康、保险、继承、抚养儿女等很多方面，公民基于婚姻享受到一些列的权利，当然也承担相应的义务。同性恋者这个群体也一样需要平等的婚姻权。如果没有婚姻权，同性恋者双方无法建立长期关系，面对社会生活会有种种不便，也会有舆论产生，人们会对于不结婚的人产生种种疑问，导致同性恋者无法像异性恋者一样的正常生活。
在现代生活中的同性恋者已经有从隐性转型为显性的趋势，当同性恋者面对想与之相守的人无法结合时，很多社会问题就会显现出来，基于同性恋者的基数，我们不得不为之考虑如何保障这类群体的权利如何实现。这是体现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之间平等的问题，也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平等权的宗旨所在。
三、世界各国对同性婚姻的态度
同性恋者通过法律保障自己权利的争取可为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直到19世纪，很多采纳了英国的习惯法系统的国家，还保留了反鸡奸的条例并处死同性恋者。到了20世纪随着同性恋权利的兴起，以及学术机构对性行为的研究而产生的“酷儿”理论的出现，使得媒体的上出现的同性恋形象，并改变了社会对同性恋的认同程度。目前已经有些国家和地区认可了同性婚姻，并且已立法的形式保障同性婚姻者的利益。
荷兰是全球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1998年1月1日。荷兰的《家庭伴侣法》正式生效。《家庭伴侣法》中所指的“伴侣”，既包括“同性伴侣”，也包括“异性伴侣”。这部法律不但允许同性恋者结婚，而且同性婚姻成员可以享受完全等同异性恋者的权益，同性伴侣可以与传统婚姻中夫妻双方一样在社会保障、退休金、继承等方面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丹麦《家庭伴侣法》规定同性伴侣中的双方在继承、住房津贴、退休和离婚方面，享有与异性婚姻者相同的权利。德国单独为同性恋修改了100多条相关章节。但同性婚姻在德国不叫做“婚姻”而叫做“生活伴侣关系”。比利时、加拿大等国家也都不同程度的认可同性婚姻。
四、中国对于同性恋者的立法现状以及立法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规定，我国的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公民有结婚的权利，对于同性婚姻，婚姻法中只字未提，更没有涉及结婚后所产生的权利义务范围。
我国在《婚姻法》修改的过程中的确出现过“同性婚姻”的争论。部分社会学家提出关于考虑“同性婚姻”的建议。有学界代表认为，当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状况下，新婚姻法应当“以人为本，尊重现实”，作为人类情感的组成部分的同性恋者在新时代也应得到与异性婚姻家庭同样的法律地位保障，而不应回避这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5月，我国台湾“法务部”修正的“人权保障基本法”草案中，将同性恋团体争取多年的同性恋人权问题纳入法律保障范围内。该部“人权保障基本法”，原来分为“自由权”等14章，修正后将其中的“妇女人权”一章扩大为“两性人权”，有关同性恋者人权的新增条款与事项列在此章的第58条，该条规定：“同性男女可组成家庭，并可收养子女。”
由于我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类似西方的打压、残害同性恋、同性恋权利解放的运动，从历史的角度看，往往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对于同性恋都是宽容的，这种态度对于控制人口是有利的。所以，我国在处理同性恋者权利保护的问题时，更应趋于理性、谨慎的态度。对于现行的法律，在保护同性恋者利益上还是有很大的空白，所以更应该正确引导舆论、在道德上和伦理上给予同性恋者更多的宽容。假若暂时没有立法的条件也应当依法界定婚姻，明确其概念，界定其主体和权力义务，可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对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和扩展，尽管法律作为人际关系的调节器曾起过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但还要用道德、习惯等来做补充或部分取代法律手段。法律与社会对同性婚姻的认可，并不意味着倡导和鼓励同性婚姻，而只是给予同性婚姻一个必要的、合适的认可和规范，以维护同性恋者的基本的、合理的权利。
当然，想要达到完全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就不需要单独立法，只要规定等同于异性婚姻的保护，那么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这种方法可能会在立法实践上遇到更大的阻击，但这却是立法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同性恋者 公平正义 弱势群体
作者简介：付尧，暨南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3-085-01
一、我们为何要关注同性恋者
近年来，关于同性恋的讨论不再是敏感而不可触及的话题。世界各国对于同性恋再也不是完全抵抗、压制的态度，并且已经有部分国家对于同性恋者予以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和保护。同性恋的产生，依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是自从人类存在，这种自然的情感就存在。古代中国就曾经留下了“裸衣合睡”、“分桃”、“断袖”等佳话，西方历史中更是有苏格拉底、米开朗琪罗、亚历山大、柏拉图这样的人物。
上海大学教授、性学专家刘达曾经的调查中显示，上海同性恋者约占4%-5%，一般认为广州的同性恋人群比例于此相当。权且算中国有十二亿人口，也意味着中国有四千万左右的同性恋者。这个数字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
二、同性恋者为什么需要结婚的权利
婚姻所带来的法律关系变动很复杂，涉及到税收、财产、健康、保险、继承、抚养儿女等很多方面，公民基于婚姻享受到一些列的权利，当然也承担相应的义务。同性恋者这个群体也一样需要平等的婚姻权。如果没有婚姻权，同性恋者双方无法建立长期关系，面对社会生活会有种种不便，也会有舆论产生，人们会对于不结婚的人产生种种疑问，导致同性恋者无法像异性恋者一样的正常生活。
在现代生活中的同性恋者已经有从隐性转型为显性的趋势，当同性恋者面对想与之相守的人无法结合时，很多社会问题就会显现出来，基于同性恋者的基数，我们不得不为之考虑如何保障这类群体的权利如何实现。这是体现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之间平等的问题，也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平等权的宗旨所在。
三、世界各国对同性婚姻的态度
同性恋者通过法律保障自己权利的争取可为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直到19世纪，很多采纳了英国的习惯法系统的国家，还保留了反鸡奸的条例并处死同性恋者。到了20世纪随着同性恋权利的兴起，以及学术机构对性行为的研究而产生的“酷儿”理论的出现，使得媒体的上出现的同性恋形象，并改变了社会对同性恋的认同程度。目前已经有些国家和地区认可了同性婚姻，并且已立法的形式保障同性婚姻者的利益。
荷兰是全球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1998年1月1日。荷兰的《家庭伴侣法》正式生效。《家庭伴侣法》中所指的“伴侣”，既包括“同性伴侣”，也包括“异性伴侣”。这部法律不但允许同性恋者结婚，而且同性婚姻成员可以享受完全等同异性恋者的权益，同性伴侣可以与传统婚姻中夫妻双方一样在社会保障、退休金、继承等方面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丹麦《家庭伴侣法》规定同性伴侣中的双方在继承、住房津贴、退休和离婚方面，享有与异性婚姻者相同的权利。德国单独为同性恋修改了100多条相关章节。但同性婚姻在德国不叫做“婚姻”而叫做“生活伴侣关系”。比利时、加拿大等国家也都不同程度的认可同性婚姻。
四、中国对于同性恋者的立法现状以及立法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规定，我国的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公民有结婚的权利，对于同性婚姻，婚姻法中只字未提，更没有涉及结婚后所产生的权利义务范围。
我国在《婚姻法》修改的过程中的确出现过“同性婚姻”的争论。部分社会学家提出关于考虑“同性婚姻”的建议。有学界代表认为，当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状况下，新婚姻法应当“以人为本，尊重现实”，作为人类情感的组成部分的同性恋者在新时代也应得到与异性婚姻家庭同样的法律地位保障，而不应回避这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5月，我国台湾“法务部”修正的“人权保障基本法”草案中，将同性恋团体争取多年的同性恋人权问题纳入法律保障范围内。该部“人权保障基本法”，原来分为“自由权”等14章，修正后将其中的“妇女人权”一章扩大为“两性人权”，有关同性恋者人权的新增条款与事项列在此章的第58条，该条规定：“同性男女可组成家庭，并可收养子女。”
由于我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类似西方的打压、残害同性恋、同性恋权利解放的运动，从历史的角度看，往往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对于同性恋都是宽容的，这种态度对于控制人口是有利的。所以，我国在处理同性恋者权利保护的问题时，更应趋于理性、谨慎的态度。对于现行的法律，在保护同性恋者利益上还是有很大的空白，所以更应该正确引导舆论、在道德上和伦理上给予同性恋者更多的宽容。假若暂时没有立法的条件也应当依法界定婚姻，明确其概念，界定其主体和权力义务，可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对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和扩展，尽管法律作为人际关系的调节器曾起过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但还要用道德、习惯等来做补充或部分取代法律手段。法律与社会对同性婚姻的认可，并不意味着倡导和鼓励同性婚姻，而只是给予同性婚姻一个必要的、合适的认可和规范，以维护同性恋者的基本的、合理的权利。
当然，想要达到完全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就不需要单独立法，只要规定等同于异性婚姻的保护，那么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这种方法可能会在立法实践上遇到更大的阻击，但这却是立法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