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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周恩来总理晚年最后一任秘书，从1968年直至老人家逝世，纪东陪伴了周总理8年时间，亲历了“文革”中后期的一些重大事件，见证了敬爱的周总理在非常年代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桩桩往事，也领略了周总理非凡的人格力量。近日，纪东将军接受《党建》杂志记者专访，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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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小事映照出伟大
我是1968年8月来到总理身边给他当秘书的，直到1976年1月他老人家逝世。长达8年的亲历亲闻，使我深深地感到，周总理是伟大的人，也是平凡的人。他是把伟大和平凡结合得完美的人。人们为他的伟大而骄傲，也为他的平凡而感动。
周总理曾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的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并说：“封建王朝的衙门口还挂一面鼓，老百姓可以击鼓鸣冤，何况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呢！”他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对下边的同志态度要和蔼，不要盛气凌人。他曾用一个例子教育我们：“有一次，我到石家庄地区检查工作，看到一个地方的墙上写着‘书记出巡，地动山摇’的标语。”总理边说边比划着字的大小，“如果我们的干部作风都是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啊！”我听总理说完，便笑着说：“按照这种逻辑，总理您出巡的时候就该‘天翻地覆’了。”这本来是我想让总理放松一下心情，随意说的玩笑话，可总理没有笑，他沉思了一下说：“干部一出门，就前呼后拥，怎么能不脱离群众？”
总理是这样教育我们的，更是这样做的。
在总理办公桌旁的茶几上，有一部直拨外线电话，经常有陌生人因为拨错号码打进来。总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总是非常和蔼而且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噢，也可能是串线了，请你重拨一下吧！”然后他轻轻地放下话机，又重新投入工作。
在我们秘书值班室，也有一部外线直拨电话。在“文革”期间，这部电话一直畅通，号码是向社会公开的，因此经常有人打进电话来，让我们向总理反映情况，请求解决问题。为了减少对总理的干扰，我们就想换个号码。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到我啊？”于是，这部电话始终没有改号。
总理对群众的关心，也表现在对自己的具体要求上。一次我随总理从人民大会堂回中南海，那天正下着雨，总理对司机杨金明说：“车子别开得太快，行人看到会紧张。有的路段有积水，别溅到骑自行车的人身上，弄湿了他们的衣服。”
1972年8月3日下午，我随总理坐车去人民大会堂。那天北京天气很热，正是穿衬衫的季节。汽车出了国务院西门向南拐，行驶到府右街南端的时候，突然，一名穿白色长袖衬衫，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骑车从西侧略带下坡的太仆寺街东口冲了出来，司机杨金明眼疾脚快，一脚急刹车，汽车一下“钉”在了那里。女孩刹车不及，猛地撞在了总理座车车头，趴在了汽车右前盖上。卫士张树迎急忙开门下车，扶起女孩，问：“怎么样？”女孩回答：“没有事，没有事。”
总理坐在车上关切地问道：“怎么回事？”张树迎说：“没事，没事！”汽车又向大会堂开去。
随着车子前行，总理的心情越来越不安，不停念叨：“不知道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到了人民大会堂，总理刚下车就说：“赶快问一下，孩子怎么样了？”那种着急，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直到得知随卫人员已经陪着孩子到医院做了检查，孩子确实没有受伤，总理才放下心来。他执意要警卫人员去买一件新衬衣送给那个孩子，并说：“把人家的衬衫剐破了，总要赔偿嘛。从我的工资里出钱！”
警卫人员按照总理交代，买了一件新衬衣，送到女孩家里。
工作上，总理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生活上则对我们十分关心。总理两次等我吃饭的情景，至今难忘。
一天，我跟随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到下午6点多钟时，会议还没有结束。我知道卫士高振普在大会堂给总理安排了晚饭。如果等会议结束，总理吃了饭，我们再回到西花厅，就会错过中南海食堂的开饭时间。因此，我便先去大会堂的食堂吃饭。
没想到，我刚去食堂一会儿，总理的会议就结束了，而且总理今天不准备在大会堂吃饭了，他一边收拾文件，一边对高振普说：“准备回家。小纪呢？”
高振普告诉总理说我吃饭去了。听到这话，本来想马上动身的总理说：“那我到房间休息一下，等小纪吃饭回来再回家。”总理还叮嘱：“不要叫他，让他把饭吃完。”
另一次是一天上午，我随总理在国务院老会议室开会。这次会议时间长，下午要接着开。总理交代安排午饭，像往常一样，吃“大烩菜”。总理交代后，我就告诉张树迎，让他去办理。说来也巧，会议结束刚要就餐时，我接到一个电话。这次通话时间很长，等我回来时，大部分人已经吃完了。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正坐在那里聊天，他看到我，就说：“小纪，你还没吃饭吧！”接着，他像下命令似的说：“你就坐在这个桌上吃，我在这儿等着你。”本来我想到伙房随便吃几口就算了，可是接的那个电话与下午会议有关，需要马上向总理汇报，我只好坐下来先向他报告电话内容。说实在话，总理让我坐在他那个桌上看着我吃，我真有点不自在，但我的心里却是非常的温暖和激动。我知道，实际上总理是在为我考虑：他坐在那里，我就不用担心马上开会；他那一桌都是领导同志，大家饭量小，桌上还有不少菜。老人家想得多细致啊！
我亲历总理处理“九一三”事件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在那惊心动魄的时刻，我亲眼目睹了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几天几夜没有休息，做了大量具体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机智、果断地处理了这一重大政治事件。
1971年9月12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研究修改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隊驻北戴河部队有关领导的电话，称据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报告：“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过了一会儿，又接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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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小事映照出伟大
我是1968年8月来到总理身边给他当秘书的，直到1976年1月他老人家逝世。长达8年的亲历亲闻，使我深深地感到，周总理是伟大的人，也是平凡的人。他是把伟大和平凡结合得完美的人。人们为他的伟大而骄傲，也为他的平凡而感动。
周总理曾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的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并说：“封建王朝的衙门口还挂一面鼓，老百姓可以击鼓鸣冤，何况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呢！”他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对下边的同志态度要和蔼，不要盛气凌人。他曾用一个例子教育我们：“有一次，我到石家庄地区检查工作，看到一个地方的墙上写着‘书记出巡，地动山摇’的标语。”总理边说边比划着字的大小，“如果我们的干部作风都是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啊！”我听总理说完，便笑着说：“按照这种逻辑，总理您出巡的时候就该‘天翻地覆’了。”这本来是我想让总理放松一下心情，随意说的玩笑话，可总理没有笑，他沉思了一下说：“干部一出门，就前呼后拥，怎么能不脱离群众？”
总理是这样教育我们的，更是这样做的。
在总理办公桌旁的茶几上，有一部直拨外线电话，经常有陌生人因为拨错号码打进来。总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总是非常和蔼而且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噢，也可能是串线了，请你重拨一下吧！”然后他轻轻地放下话机，又重新投入工作。
在我们秘书值班室，也有一部外线直拨电话。在“文革”期间，这部电话一直畅通，号码是向社会公开的，因此经常有人打进电话来，让我们向总理反映情况，请求解决问题。为了减少对总理的干扰，我们就想换个号码。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到我啊？”于是，这部电话始终没有改号。
总理对群众的关心，也表现在对自己的具体要求上。一次我随总理从人民大会堂回中南海，那天正下着雨，总理对司机杨金明说：“车子别开得太快，行人看到会紧张。有的路段有积水，别溅到骑自行车的人身上，弄湿了他们的衣服。”
1972年8月3日下午，我随总理坐车去人民大会堂。那天北京天气很热，正是穿衬衫的季节。汽车出了国务院西门向南拐，行驶到府右街南端的时候，突然，一名穿白色长袖衬衫，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骑车从西侧略带下坡的太仆寺街东口冲了出来，司机杨金明眼疾脚快，一脚急刹车，汽车一下“钉”在了那里。女孩刹车不及，猛地撞在了总理座车车头，趴在了汽车右前盖上。卫士张树迎急忙开门下车，扶起女孩，问：“怎么样？”女孩回答：“没有事，没有事。”
总理坐在车上关切地问道：“怎么回事？”张树迎说：“没事，没事！”汽车又向大会堂开去。
随着车子前行，总理的心情越来越不安，不停念叨：“不知道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到了人民大会堂，总理刚下车就说：“赶快问一下，孩子怎么样了？”那种着急，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直到得知随卫人员已经陪着孩子到医院做了检查，孩子确实没有受伤，总理才放下心来。他执意要警卫人员去买一件新衬衣送给那个孩子，并说：“把人家的衬衫剐破了，总要赔偿嘛。从我的工资里出钱！”
警卫人员按照总理交代，买了一件新衬衣，送到女孩家里。
工作上，总理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生活上则对我们十分关心。总理两次等我吃饭的情景，至今难忘。
一天，我跟随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到下午6点多钟时，会议还没有结束。我知道卫士高振普在大会堂给总理安排了晚饭。如果等会议结束，总理吃了饭，我们再回到西花厅，就会错过中南海食堂的开饭时间。因此，我便先去大会堂的食堂吃饭。
没想到，我刚去食堂一会儿，总理的会议就结束了，而且总理今天不准备在大会堂吃饭了，他一边收拾文件，一边对高振普说：“准备回家。小纪呢？”
高振普告诉总理说我吃饭去了。听到这话，本来想马上动身的总理说：“那我到房间休息一下，等小纪吃饭回来再回家。”总理还叮嘱：“不要叫他，让他把饭吃完。”
另一次是一天上午，我随总理在国务院老会议室开会。这次会议时间长，下午要接着开。总理交代安排午饭，像往常一样，吃“大烩菜”。总理交代后，我就告诉张树迎，让他去办理。说来也巧，会议结束刚要就餐时，我接到一个电话。这次通话时间很长，等我回来时，大部分人已经吃完了。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正坐在那里聊天，他看到我，就说：“小纪，你还没吃饭吧！”接着，他像下命令似的说：“你就坐在这个桌上吃，我在这儿等着你。”本来我想到伙房随便吃几口就算了，可是接的那个电话与下午会议有关，需要马上向总理汇报，我只好坐下来先向他报告电话内容。说实在话，总理让我坐在他那个桌上看着我吃，我真有点不自在，但我的心里却是非常的温暖和激动。我知道，实际上总理是在为我考虑：他坐在那里，我就不用担心马上开会；他那一桌都是领导同志，大家饭量小，桌上还有不少菜。老人家想得多细致啊！
我亲历总理处理“九一三”事件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在那惊心动魄的时刻，我亲眼目睹了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几天几夜没有休息，做了大量具体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机智、果断地处理了这一重大政治事件。
1971年9月12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研究修改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隊驻北戴河部队有关领导的电话，称据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报告：“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过了一会儿，又接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