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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油画艺术家在中国艺术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因地处偏远，其地位一直被忽视。这次展览是一次梳理：把云南艺术家群体从书写本土到融入世界，从寻找方向到逐渐成熟的进程详细展现。
“有张晓刚、叶永青、潘德海……”著名油画家毛旭辉勾着手指头，向《中国新闻周刊》数着从昆明走出来的当代油画艺术家，他自言自语道：“还有唐志冈、曾浩、朱发东、何云昌等等……那么多好的艺术家都在这个小城市诞生。”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自古以来就远离中国政治和经济中心。红土、绿地、民族风情是当地最著名的标签。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远离中心、经济和思想似乎都理所当然相对落后的地区，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艺术之路。
“现代之路：云南现当代油画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进行。由于此次展览由云南红塔集团资助，中国新闻社为主办方之一，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在展览开幕式上说道，“这是一次艺术界、企业和媒体共同促成的文化活动。”红塔集团监事会主席曹航在画展开幕上致辞称，红塔愿为云南的油画艺术略尽绵薄，因为我们相信，这一艺术与红土高原特有的自然景观、民族风貌以及历史文化背景交相辉映，已经和并将继续创造出独特之美。
由于这是云南油画艺术几十年来第一次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大展开幕后好几天，仍然有观众不断地慕名前来。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版图里，包括云南和四川在内的大西南艺术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然而总结出这样一条属于云南自己的现代油画艺术路线，这还是第一次。
“你说是不是在中心，就离所谓的先进文化很近？是不是天天守着天安门、守着798你就能画出很好的当代作品来？”中国美术馆一楼的咖啡厅里，毛旭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云南和它的现代艺术之路，这是毛旭辉最近思考的主题之一。在昆明生活和工作了五十多年，毛旭辉说，作一次这样的梳理，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
现代艺术的开端
1910年1月，从中国昆明到越南海防的滇越铁路正式通车，至此，除了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外，另一条接通云南与外界的通道正式诞生。这片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边远之地，从此开启了连接东南亚、走向国际世界的现代之路。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历史性的事件成为云南艺术研究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滇越铁路开通大约二十多年后，云南西北部山里走出来的廖新学，坐上火车，从滇越线一直远游到遥远的法国。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接受现代美术教育。游学十五年，廖新学于1948年回到家乡，第一次将现代油画艺术的火种带回了云南。
另一位著名的云南艺术家唐志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筹备这个展览的时候，原本想把目光聚集在85新潮以来的当代艺术这一块。但是经过反复思考和推敲，云南之所以有后来的“新具象”团体，并且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占有如此重要的分量，与这个地区最早萌芽的现代艺术密不可分。
用现代油画的方式描绘云南土生土长的风物人情，廖新学开启了先河，他被称为云南现代美术的奠基人和新美术教育的开拓者。云南油画学会主席姚钟华曾这样评价他的作品：“他的油画浑厚淳朴，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风景写生技巧纯熟，吸取了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的手法；他的静物画很富张力，饱满而艳丽……是在西方静物画中见不到的。”
“现代之路”展览开幕前的研讨会上，艺术评论家们不止一次地感叹：在云南这片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地方，从最早学习西方的廖新学，以及晚生于廖二十多年、新中国成立后也去法国深造的刘自鸣，再到张晓刚、叶永青、潘德海、毛旭辉、唐志冈等一批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坚力量，走出了一条十分清晰的中国现代艺术之路。
在毛旭辉等云南艺术的实践者和研究者看来，云南的现代之路或许早已萌芽。早在上个世纪初，除了那条现代化标志性的滇越铁路之外，昆明还有其他不少现代化的痕迹，它们在云南的出现或许远远早于中国其他地区，比如说第一个电影院、第一家照相馆、第一个水电站……而这些，就是最早催生云南艺术走向现代的源泉。
“云南的艺术有它自己一贯以来的独特性，可能跟它地处偏远有关，也应该与这样的历史（有关），”咖啡厅里，毛旭辉语速很慢，一边思考一边说。“除了茶马古道和风景啊，民族风情啊，云南的当代艺术一直也走在前面，它有自己的特点在里面。”
“乡村是我们的乌托邦”
位于中国美术馆5层的“现代之路”的展墙上，挂着许多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这些土生土长的云南80后艺术家们，用极富现代性的油画语言，描绘独具地方特色的自然风物。他们的创作既与“50后”“60后”的当代艺术家们一脉相承，又与当年旅法画家廖新学的作品有某种相通之处。
云南现代主义的星星之火，从廖新学开始，如今已经呈燎原之势。
荀贵品，1985年生于云南东部的马龙县，土生土长的云南艺术家。毕业于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毛旭辉的学生。他的作品以日常经验中的自然事物为主，一只清晨打鸣的雄鸡，或者一株开放的向日葵。作品借鉴印象派对光影的处理方法，笔触斑驳，但色调又少了鲜艳透亮感。
“就是自己从小就很熟悉的东西啊，全都是身边的事物，”荀贵品笑着向《中国新闻周刊》描绘起他的创作灵感。
描绘身边熟悉的自然风景和社会风物，注入自己独特的体验，这正是毛旭辉在云南大学教学中最为看重的东西。相比城市里的孩子，他喜欢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因为他们对自然的感触更深刻一些，“教起来要得心应手一些。”
毛旭辉让他的学生们关注自己从小生长的土地，在他看来，这正是艺术的希望所在。现代人大多漂泊、迷茫，而让人精神安定下来的地方，一定是自己熟悉的故乡。然而在很多人看来，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还画这些东西，显然已经过时了，年轻人在这个时代里纷繁复杂的价值导向面前失去了方向。“现在我告诉他们，你画这个是有价值的，”毛旭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生活在这个告诉全球化和商业化的时代里，北京、上海和纽约的人们，彼此之间对世界的感知也许并没有太大差别，很难创作出来很好的东西。”
而在云南，这些学生的生活相对比较简朴，与外面热热闹闹的艺术界相去甚远，因而在创作上，这些年轻艺术家们有安全感和踏实感，更能潜心挖掘自己的内心，而艺术，“是一定要跟你的心灵相关的”。 这也是让如今的云南艺术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艺术区别开来。北京、上海这样一线城市里的年轻艺术家们，很多正在忙着批量复制卡通和重复已有的创作，毛旭辉正带领着他的一群学生，去离昆明一百多公里以外的龟山写生，画大自然里他们最为熟悉的东西。“语言可以不断追求创新，但内容一定要是这些有感隋的、熟悉的事物。”
“去山里生活，吃老乡做的食物，每天鸡鸣狗叫，画画的时候可能有四五种鸟在你旁边叫，”毛旭辉说，“有时候我觉得乡村是我们的乌托邦。”
不像毛旭辉那样终年住在昆明，艺术家唐志冈在北京的酒厂艺术区也有工作室，他在两边生活和创作，是毛旭辉口中的“候鸟”。尽管如此，唐志冈并不否认，昆明的环境显然更有利于创作。“我感觉在北京确实就比较难以安静下来，但这种安静又很重要。”唐志冈戏言，他所说的安静，“有些人叫孤独。”
“云南的画家离中心更远一些，可能也更安静，”唐志冈这样总结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和荀贵品一样，这些参展的青年艺术家们，多数是毛旭辉的学生。他们有的已经毕业，在昆明有自己的工作室。虽然在昆明画画，但不少人都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地多次参加过联展或举办过个展，每年出来的机会也比较多。这甚至让毛旭辉也觉得羡慕：“我们那个时代，或者说更早一点，哪里有这么好的条件？”
从崭露头角到日渐成熟
创库是云南艺术家们的“左岸”，位于昆明市西坝路上，曾经是废弃的昆明机模厂生产车间。艺术家们驻扎在此，创作、喝酒、聊天，无聊的时候一起“锄大地”。“大家都混在一起玩，没有什么门户啊、圈子之分，”毛旭辉这样描述创库里的艺术生活。不像规模庞大而又等级明显的北京，在创库，无论你是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还是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大家都在一起相互走动，很随意。
某种意义上说，这有点让毛旭辉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的生活，那是一个美好的年代。
没有工作室，也没有咖啡馆，聚会的地方通常是某个艺术家的家里。就着简单的小菜，文艺青年们在一起喝酒、写诗、画画、纵论时代，“又清贫又美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云南产生了一批当代艺术家，他们后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文革结束后不久，伤痕和反思席卷中国文艺界。四川的何多苓受怀斯的影响，画哀伤而抒情的《春风已经苏醒》，此前两年，就读川美的罗中立就画出了著名的《父亲》。而在云南，未来新具象团体的几位主要成员，毛旭辉、张晓刚和潘德海，已经开始画有强烈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由于常常在一起疯狂地喝酒，张晓刚有一次终于喝到胃出血，在病中“画令人恐惧不安的素描”。
1985年，“新具象”团体在上海、南京等地举办展览，开始崭露头角，不久“新具象”成为席卷全国美术界的最主要的艺术团体之一。然而大多数观众并不懂这样的风格，很多人“新具象画展”看成“新家具展览”，走进去以后哭笑不得。这批云南艺术家后来也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大师级人物，和四川、贵州等艺术家一起，成为著名的“西南艺术群体”。这些当代艺术家经过了1980年代的先锋，甚至有些“挑衅”性的创作，渐渐成熟起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他们从自身经历出发，把根植于内心的美学记忆融进了作品。有些作品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与云南地域无关，但其精神指向都隐隐可以与云南油画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暗自相联。
如今，那一批从云南走出的当代艺术家，很多已经离开云南，到北京、上海甚至世界各地继续创作。工作室越建越大，虽然他们仍然常常回到昆明，但已没有太多的机会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比起其他艺术家，毛旭辉更愿意继续呆在云南，因为去到别的地方，“没有云南一年四季充沛的阳光，就画不出画来”。
“有张晓刚、叶永青、潘德海……”著名油画家毛旭辉勾着手指头，向《中国新闻周刊》数着从昆明走出来的当代油画艺术家，他自言自语道：“还有唐志冈、曾浩、朱发东、何云昌等等……那么多好的艺术家都在这个小城市诞生。”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自古以来就远离中国政治和经济中心。红土、绿地、民族风情是当地最著名的标签。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远离中心、经济和思想似乎都理所当然相对落后的地区，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艺术之路。
“现代之路：云南现当代油画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进行。由于此次展览由云南红塔集团资助，中国新闻社为主办方之一，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在展览开幕式上说道，“这是一次艺术界、企业和媒体共同促成的文化活动。”红塔集团监事会主席曹航在画展开幕上致辞称，红塔愿为云南的油画艺术略尽绵薄，因为我们相信，这一艺术与红土高原特有的自然景观、民族风貌以及历史文化背景交相辉映，已经和并将继续创造出独特之美。
由于这是云南油画艺术几十年来第一次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大展开幕后好几天，仍然有观众不断地慕名前来。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版图里，包括云南和四川在内的大西南艺术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然而总结出这样一条属于云南自己的现代油画艺术路线，这还是第一次。
“你说是不是在中心，就离所谓的先进文化很近？是不是天天守着天安门、守着798你就能画出很好的当代作品来？”中国美术馆一楼的咖啡厅里，毛旭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云南和它的现代艺术之路，这是毛旭辉最近思考的主题之一。在昆明生活和工作了五十多年，毛旭辉说，作一次这样的梳理，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
现代艺术的开端
1910年1月，从中国昆明到越南海防的滇越铁路正式通车，至此，除了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外，另一条接通云南与外界的通道正式诞生。这片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边远之地，从此开启了连接东南亚、走向国际世界的现代之路。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历史性的事件成为云南艺术研究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滇越铁路开通大约二十多年后，云南西北部山里走出来的廖新学，坐上火车，从滇越线一直远游到遥远的法国。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接受现代美术教育。游学十五年，廖新学于1948年回到家乡，第一次将现代油画艺术的火种带回了云南。
另一位著名的云南艺术家唐志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筹备这个展览的时候，原本想把目光聚集在85新潮以来的当代艺术这一块。但是经过反复思考和推敲，云南之所以有后来的“新具象”团体，并且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占有如此重要的分量，与这个地区最早萌芽的现代艺术密不可分。
用现代油画的方式描绘云南土生土长的风物人情，廖新学开启了先河，他被称为云南现代美术的奠基人和新美术教育的开拓者。云南油画学会主席姚钟华曾这样评价他的作品：“他的油画浑厚淳朴，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风景写生技巧纯熟，吸取了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的手法；他的静物画很富张力，饱满而艳丽……是在西方静物画中见不到的。”
“现代之路”展览开幕前的研讨会上，艺术评论家们不止一次地感叹：在云南这片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地方，从最早学习西方的廖新学，以及晚生于廖二十多年、新中国成立后也去法国深造的刘自鸣，再到张晓刚、叶永青、潘德海、毛旭辉、唐志冈等一批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坚力量，走出了一条十分清晰的中国现代艺术之路。
在毛旭辉等云南艺术的实践者和研究者看来，云南的现代之路或许早已萌芽。早在上个世纪初，除了那条现代化标志性的滇越铁路之外，昆明还有其他不少现代化的痕迹，它们在云南的出现或许远远早于中国其他地区，比如说第一个电影院、第一家照相馆、第一个水电站……而这些，就是最早催生云南艺术走向现代的源泉。
“云南的艺术有它自己一贯以来的独特性，可能跟它地处偏远有关，也应该与这样的历史（有关），”咖啡厅里，毛旭辉语速很慢，一边思考一边说。“除了茶马古道和风景啊，民族风情啊，云南的当代艺术一直也走在前面，它有自己的特点在里面。”
“乡村是我们的乌托邦”
位于中国美术馆5层的“现代之路”的展墙上，挂着许多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这些土生土长的云南80后艺术家们，用极富现代性的油画语言，描绘独具地方特色的自然风物。他们的创作既与“50后”“60后”的当代艺术家们一脉相承，又与当年旅法画家廖新学的作品有某种相通之处。
云南现代主义的星星之火，从廖新学开始，如今已经呈燎原之势。
荀贵品，1985年生于云南东部的马龙县，土生土长的云南艺术家。毕业于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毛旭辉的学生。他的作品以日常经验中的自然事物为主，一只清晨打鸣的雄鸡，或者一株开放的向日葵。作品借鉴印象派对光影的处理方法，笔触斑驳，但色调又少了鲜艳透亮感。
“就是自己从小就很熟悉的东西啊，全都是身边的事物，”荀贵品笑着向《中国新闻周刊》描绘起他的创作灵感。
描绘身边熟悉的自然风景和社会风物，注入自己独特的体验，这正是毛旭辉在云南大学教学中最为看重的东西。相比城市里的孩子，他喜欢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因为他们对自然的感触更深刻一些，“教起来要得心应手一些。”
毛旭辉让他的学生们关注自己从小生长的土地，在他看来，这正是艺术的希望所在。现代人大多漂泊、迷茫，而让人精神安定下来的地方，一定是自己熟悉的故乡。然而在很多人看来，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还画这些东西，显然已经过时了，年轻人在这个时代里纷繁复杂的价值导向面前失去了方向。“现在我告诉他们，你画这个是有价值的，”毛旭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生活在这个告诉全球化和商业化的时代里，北京、上海和纽约的人们，彼此之间对世界的感知也许并没有太大差别，很难创作出来很好的东西。”
而在云南，这些学生的生活相对比较简朴，与外面热热闹闹的艺术界相去甚远，因而在创作上，这些年轻艺术家们有安全感和踏实感，更能潜心挖掘自己的内心，而艺术，“是一定要跟你的心灵相关的”。 这也是让如今的云南艺术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艺术区别开来。北京、上海这样一线城市里的年轻艺术家们，很多正在忙着批量复制卡通和重复已有的创作，毛旭辉正带领着他的一群学生，去离昆明一百多公里以外的龟山写生，画大自然里他们最为熟悉的东西。“语言可以不断追求创新，但内容一定要是这些有感隋的、熟悉的事物。”
“去山里生活，吃老乡做的食物，每天鸡鸣狗叫，画画的时候可能有四五种鸟在你旁边叫，”毛旭辉说，“有时候我觉得乡村是我们的乌托邦。”
不像毛旭辉那样终年住在昆明，艺术家唐志冈在北京的酒厂艺术区也有工作室，他在两边生活和创作，是毛旭辉口中的“候鸟”。尽管如此，唐志冈并不否认，昆明的环境显然更有利于创作。“我感觉在北京确实就比较难以安静下来，但这种安静又很重要。”唐志冈戏言，他所说的安静，“有些人叫孤独。”
“云南的画家离中心更远一些，可能也更安静，”唐志冈这样总结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和荀贵品一样，这些参展的青年艺术家们，多数是毛旭辉的学生。他们有的已经毕业，在昆明有自己的工作室。虽然在昆明画画，但不少人都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地多次参加过联展或举办过个展，每年出来的机会也比较多。这甚至让毛旭辉也觉得羡慕：“我们那个时代，或者说更早一点，哪里有这么好的条件？”
从崭露头角到日渐成熟
创库是云南艺术家们的“左岸”，位于昆明市西坝路上，曾经是废弃的昆明机模厂生产车间。艺术家们驻扎在此，创作、喝酒、聊天，无聊的时候一起“锄大地”。“大家都混在一起玩，没有什么门户啊、圈子之分，”毛旭辉这样描述创库里的艺术生活。不像规模庞大而又等级明显的北京，在创库，无论你是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还是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大家都在一起相互走动，很随意。
某种意义上说，这有点让毛旭辉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的生活，那是一个美好的年代。
没有工作室，也没有咖啡馆，聚会的地方通常是某个艺术家的家里。就着简单的小菜，文艺青年们在一起喝酒、写诗、画画、纵论时代，“又清贫又美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云南产生了一批当代艺术家，他们后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文革结束后不久，伤痕和反思席卷中国文艺界。四川的何多苓受怀斯的影响，画哀伤而抒情的《春风已经苏醒》，此前两年，就读川美的罗中立就画出了著名的《父亲》。而在云南，未来新具象团体的几位主要成员，毛旭辉、张晓刚和潘德海，已经开始画有强烈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由于常常在一起疯狂地喝酒，张晓刚有一次终于喝到胃出血，在病中“画令人恐惧不安的素描”。
1985年，“新具象”团体在上海、南京等地举办展览，开始崭露头角，不久“新具象”成为席卷全国美术界的最主要的艺术团体之一。然而大多数观众并不懂这样的风格，很多人“新具象画展”看成“新家具展览”，走进去以后哭笑不得。这批云南艺术家后来也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大师级人物，和四川、贵州等艺术家一起，成为著名的“西南艺术群体”。这些当代艺术家经过了1980年代的先锋，甚至有些“挑衅”性的创作，渐渐成熟起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他们从自身经历出发，把根植于内心的美学记忆融进了作品。有些作品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与云南地域无关，但其精神指向都隐隐可以与云南油画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暗自相联。
如今，那一批从云南走出的当代艺术家，很多已经离开云南，到北京、上海甚至世界各地继续创作。工作室越建越大，虽然他们仍然常常回到昆明，但已没有太多的机会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比起其他艺术家，毛旭辉更愿意继续呆在云南，因为去到别的地方，“没有云南一年四季充沛的阳光，就画不出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