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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叶在庭院中作响，
街头传来阵阵喧哗，
我专心地紧盯着书页，
心潮激荡难平。
我知道，许多人要的是钻石，
还有黄金耀眼的闪光。
可我要的只是书籍和令人浮想连翩的——
一片月光。
英国古老歌曲
十九世纪的所有伟大成就中，最令我们感激不尽的就是可以自由自在地享用书籍了。
英国第一部谈读书乐趣的专著《读书哲理》(作于一三四四年，出版于一四七三年)的作者、达勒姆的主教理查德·德·贝利②出色地表达了我们对书籍的不胜感激。他说：“书籍里隐藏着多么巨大的认识的快乐啊！我们是何等轻松而又坦率地向书籍表示我们的无知啊！书，这是不用教鞭和戒尺，不用咒骂和怒气，不领薪俸(不论是实物还是现金)的导师。你走近他身边的时候，他从来不会睡意朦胧；你向他求教的时候，他从不会拂袖而去；你弄错了的时候，他决不会冷嘲热讽。正因为这样，智慧的宝藏才比其他任何宝藏都更珍贵。每一个自认是崇尚真理、幸福、甚至是信仰的人都必然推祟书籍。”如果说我们那时就对书籍欠下一大笔情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债务又该有多大呢？
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把书看做自己忠实可靠的朋友。彼特拉克③说：“我有一些朋友，我分外珍惜同他们的交往。他们属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无论是在饱学之士的书斋，还是在生死相搏的沙场，他们都表现得超群出众。他们由于自己的科学知识而赢得人们最高的敬仰。我同他们见面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因为他们随时都听我差遣，只要我愿意，他们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从来不使人感到厌烦，不管我提出什么问题，他们都能立即回答。有的向我讲述过去的事情，有的向我揭示大自然的奥秘。有的教导我应该怎样生活，有的告诉我应该怎样死去。有的用娓娓动人的情节驱散我的忧愁，使我心胸开朗，有的使我头脑清醒，告诉我怎样遏制情欲而自持。总之，他们为我打开了通向所有科学和艺术的大门，由于他们的关怀，我得以应付任何偶然的变故。他们忠诚不渝，但求之于我的只有一点：在我简陋的小屋里给他们安排一个偏僻的角落，让他们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待在那里，因为同这些朋友单独相处，比混杂在纷纷攘攘的人群中要快活得多。”
艾萨克·巴罗④指出：“爱书的人既用不着忠诚的友人，也用不着明智的谋士，他无需寻求体贴入微的旅伴，也不必寻找心地慈善的安慰者。无论是在风雨交加的时刻，还是在命运多舛的岁月，爱书的人都会用科学、阅读和思索来宽慰自己而有所寄托。”
索蒂⑤在谈论这个题目时，多少显得有些凄凉：
我的岁月在已逝者中间度过，
当爱慕的目光凝视着书页——
我殷切期望的谋士时，
他们就浮现在我身旁。
古代鬓发苍苍的智者，
始终不离我的书房。
“我们不妨借用约翰·艾肯⑥的话，设想自己有能力从彼界召唤曾经生活过的所有最伟大的智者的影子，请他们谈谈我们最关心的事情。这是一种极大的幸福，我们所能享受的种种快乐都无法与之相比。而挑选得当的藏书却能使我们对过去的一切拥有这种权力。色诺芬和凯撒会向我们讲述昔日的征战，德谟斯芬和西塞罗会向我们大发宏论。我们可以侧身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学生之中，也可以考察欧基里德和牛顿做的科学实验。”
杰里米·科勒⑦说：“书是青年的导师，老年的慰藉。书对举目无亲的人是一根支柱，使他不至因为孤寂而苦恼。因为有了书，我们就易于承受人世的谲诈阴险，摆脱种利烦恼，克服情欲和失望。如果我们对世人感到厌烦，我们可以同已逝者交往。他们任同我们谈话时不会恶声相向，不会先入为主，也不会盛气凌人。”
约翰·赫歇尔爵士⑧讲过一个他听来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书籍有多大的感染力。在英国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一个铁匠弄到了一本理查逊的小说《帕美勒，又名美德受到了奖赏》。他在夏天的黄昏，坐在自己的铁砧上，把这本书读给围在他身边的乡亲们听。这部小说不算短，可是他们都聚精会神地一直听到完。理查逊的书中，男女主人公经过种种磨难波折，总算有了一个幸运的结局，他们结婚了。作者照例预言他们会幸福美满，白头偕老。这些乡村的听众禁不住欢呼起来。他们不知从哪里找到了教堂的钥匙，于是教堂庄严隆重的钟声就长久地在空中回响……”
卡莱尔⑨说，藏书就是一所名符其实的大学。这话十分中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代和地方，人们都把书籍虔诚地奉为圣物。悍凶猛的诺尔曼人认为古代的北欧文字具有极大的法力。阿拉伯人有一句谚语：“智者的一天比愚昧无知的人的一生还要长久。”另外一句谚语对有学问的哈里发比对苏丹更为适用：“学者的墨水比被处死的人的血更珍贵。”
据说，孔夫子自称是“把精神食粮看得比饮食更重的人。”在探讨学问的乐趣中，他忘记了生活中的烦愁，甚至不知道老之将至。
如果古代的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尚且这样说，那我们应该用多么强烈的语言才能表达书籍给我们带来的享受啊！唉，我认为，生活在十九世纪是一大幸事，而我们对它并不十分看重。有时候我感到懊丧，觉得生命消逝得太快，因为我很想看看未来的情形，看看一百年后书籍，甚至是小学课本那样的书籍，会变成什么样子。要知道一百年前的书籍不单是价格比现在昂贵，份量比现在重，而且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作品，不论是司各特的、萨克雷的，还是狄更斯的、布尔瓦－里顿的、或是特罗洛普的，还都没有问世，更不用说那些现时还健在的作家了。而科学本身又增添了多少情趣啊！我只消提一个人的名字：查尔斯·达尔文，你们就会同意此言不虚了。勒南⑩称十九世纪是引人入胜的世纪。我认为直可以称之为最有意思的世纪，因为十九世纪在我们面前摆出了一长串问题，它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它使我们能够心满意足地研究科学，而经历的危险比我们不走运的先辈要少得多。
西塞罗说过，一所没有书籍的房子犹如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阅读当然不仅仅有认识作用。哈里逊⑾在他出色的著作《书籍的选择》中进一步指出：“我认为书籍的诗意和情感方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最必需的东西。……”
麦考莱⑿虽然享有财富、声誉、社会地位和才干，但他仍然认为最大的幸福在书籍之中。他的杰出的传记作者乔治·特里维廉爵士⒀说，只有麦考莱本人才能表达他对历代最伟大智者所怀有的最高的敬仰之情。“他告诉我们，他对这些智者永远欠下偿还不清的债，是他们指引他走向真理，是他们使他的头脑里充满了高尚而富有诗意的形象，是他们在命运的变幻无常中始终支持着他——在愁绪满怀时鼓励他，在病中给他治疗，在孤独时使他开心。这些矢忠不渝的老友，就是书籍，始终伴随着他，不论他是阔绰还是贫困，是飞黄腾达还是时运不济。无论麦考莱凭着自己的一枝笔赢得了多大的声望和财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用自己的著作换来的头衔和荣誉，同他在阅读他人的作品时感到的愉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麦考莱餐桌上最好的伴侣是斯特恩、菲尔丁、贺拉斯·华尔浦尔或者是鲍斯韦尔，而不是伦敦的任何人。”
吉朋⒁说过，读书赐于我们的财富，哪怕是拿印度的全部宝藏来换，他也不会答应。对麦考莱而言也是一样，读书是幸福的主要条件。而他正是有学者为之作传的人中最幸福的一个。
富勒⒂说：“研究历史可以使一个青年不待额上布满皱纹、鬓边遍生白发就成为一个智者，使他还不到耆耄之年就见多识广。”
书籍的吸收力如此强大，以至我们不免踌躇，是否应该为它而放弃我们其余的职责：我们在发展才智的同时，是否忽略了体格的发展？
一个酷爱文学和科学的人往往认为体育锻炼枯燥无味，而且认为是多此一举。已经去世的德贝勋爵⒃有一句话：“找不出时间来从事体育锻炼的人，将来一定有卧病在床的时候。”这话可是千真万确的。
而且现在书籍十分便宜，人人都买得起。不过，事情并不是一贯如此。这是我们不久前才得到的幸运。那本选材极好的《书籍爱好者文选》的编纂者艾尔兰先生⒄(我和所有爱读书的人一样，对他感激不尽)讲到他在少年时代对怀特的《自然史》简直入了迷，为了自己能有一本这部宝贵的著作，他把这部书从头到尾抄了一遍。
玛丽·兰姆⒅怀着诗人的激情讲述过那样一个站在书店的陈列架边的男孩子。
我记得一个男孩子。在昏暗的角落里，
他目光灼灼，捧着一本打开的书，
他读得入了迷，忘了置身何处，
也忘了身外的一切。
店主人嫌恶地厉声呵责他：
“你连一本小书也从来没有买过，
谁会愿意让你——
站在这儿白瞧！”
孩子默默地一闪身走了出去，
脸上挂着的不是稚气的懊恼！
唉！他原不该学会读书，
也免得忍受这人世的粗暴。
匆匆读过的零散片断有特殊的魅力。我想，这是因为它们都很简短。许多人因为长时间的只读一本书，也就失去了同书籍交往的最大乐趣。他们出发去做长途旅行时，往往只带一本书。结果呢？如果这不是一本小说，那么不消半小时或者一小时，他们就感到厌倦了。如果他带上两本，最好是三本谈不同问题的书，他就能体会到，读累了换一本，于是他对每一本书都兴致盎然，漫长的旅途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当然各人都有自己的阅读办法，不过，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这样的。
艾思利勋爵⒆认为漫无目的的阅读是最让人入迷的，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不过，我稍稍有一点补充，我觉得就每个研究题目挑选一些优秀著作是很有意义的。这自然不是说要局限于这些著作，而是说要靠它们指引，它们会引导我们去读其它的书。不用说，有些书在读的时候是应该做札记，写提纲，仔细揣摩的。不过这只是例外。大量的著作是应该浏览的，只是特别优秀或重要的地方才值得细读。当然，我们这样做就会遗漏一些东西，但却扩大了阅读的范围，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我觉得，不妨把布鲁姆勋爵⒇关于教育的那个精辟公式稍稍改变一下，提倡“围绕某个题目大量读书，同时也读五花八门的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真正的喜好，因为通常的规则(虽然不是绝对的规则)是，如果你并不喜欢你所读的书，那你受益就不会多。
但是，有多少读书的人，就有多少阅读的方法。读书方式是无穷无尽的。
有了藏书，我们就不仅成了“斗室中的巨大财富的占有者，而且足不出户就可以遍游全球。我们可以随同库克船长(21)、或者是达尔文、或者是金斯利(22)、或者是罗斯金一起做环球航行，使我们大开眼界，看到许多我们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世界对我们来说不再是那样狭窄的了。洪保德(23)和赫歇尔把我们带到神秘莫测的九天之上，带到比太阳和星辰还要高的地方。时间也象空间一样，再也不能限制住我们，历史在我们面前让路，地质学把我们带回人类出现之前的几百万年，带回宇宙刚刚产生的时代。我们也不会局限于现代对世界的认识，因为理解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要求有一定的根底，于是他们所揭示的那些境界也同样能引人入胜。
无论是谁，只要“拥有打开神秘之门的金钥匙”，就能在藏书中找到安宁与休息，找到力量和幸福。藏书真正是圣经中的迦南，名符其实的乐园，它使我们摆脱了人世的风暴和不顺心。穷人和富人都一样可以享受它，因为财富在这里并不赋予什么优先权。
如果我们善于合理使用藏书，我们就能把藏书变成真正的人间天堂，变成没有戒律禁令的伊甸园。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对我们开放的——首先就是我们的女始祖，据圣经上说，为之而失去了天国的种种迷人之处的那棵智慧之树。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关于旅行和冒险的令人不忍释手的书籍，最优美的叙事长诗；我们在这里可以见到著名的治国安邦的人物，诗人和哲学家，可以深刻地体验伟大的智者的学说和天才人物的创作。
①约翰·莱搏克(一八三七——一九一三)英国作家。本篇是他在伦敦工人学院的演讲，收入《生活的乐趣》(一八八七)一书。(作者介绍)
②理查德·德·贝利(一二八一——一三四五)英国神甫、藏书家、作家。
③彼特拉克(一三○四——一三七四)意大利诗人。
④艾萨克·巴罗(一六三○——一六七七)英国神学家、语文学家、数学家。牛顿的老师。曾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
⑤索蒂(一七七四——一八四三)英国作家。一八一三——一八四三荣膺桂冠诗人。
⑥艾肯(一七四七——一八二二)英国医生兼作家。
⑦杰里米·科勒(一六五○——一七二六)英国牧师，写过许多抨击文艺和政治的文章。
⑧约翰·赫歇尔(一七九二——一八七一)英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
⑨卡莱尔(一七九五——一八八一)英国散文家、历史学家。
⑩欧内斯特·勒南(一八二三——一八九二)法国语文学家、历史学家。
⑾哈里逊(一八三一——一九二三)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传记作家、评论家。
⑿托马斯·麦考莱(一八○○——一八五九)英国历史学家、专论作家、国务活动家。
⒀乔治·特里维廉(一八三八——一九二八)英国历史学家、国务活动家、麦考莱的侄子。
⒁爱德华·吉朋(一七三七——一七九四)英国历史学家。
⒂托马斯·富勒(一六○八——一六六○)英国神学家、历史学家。
⒃德贝勋爵(一七九九——一八六九)英国国务活动家，《伊利亚特》的译者。
⒄亚历山大·艾尔兰(一八一○——一八九四)记者，著作家。
⒅玛丽·兰姆(一七六四——一八四七)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的姐姐。
⒆艾思利勋爵(斯塔福德·亨利·诺斯科特)(一八一八——一八八七)英国国务活动家、议员，曾任财政大臣、外交大臣。
⒇布鲁姆勋爵(一七七八——一八六八)英国国务活动家、演说家、法学家。
(21)詹姆士·库克(一七二八——一七七九)英国航海家，考察过新西兰、澳大利亚东海岸及太平洋的广大区域。
(22)乔治·亨利·金斯利(一八二七——一八九二)旅行家兼作家。
(23)亚历山大·冯·洪保德(一七六九——一八五九)德国作家、旅行家。
街头传来阵阵喧哗，
我专心地紧盯着书页，
心潮激荡难平。
我知道，许多人要的是钻石，
还有黄金耀眼的闪光。
可我要的只是书籍和令人浮想连翩的——
一片月光。
英国古老歌曲
十九世纪的所有伟大成就中，最令我们感激不尽的就是可以自由自在地享用书籍了。
英国第一部谈读书乐趣的专著《读书哲理》(作于一三四四年，出版于一四七三年)的作者、达勒姆的主教理查德·德·贝利②出色地表达了我们对书籍的不胜感激。他说：“书籍里隐藏着多么巨大的认识的快乐啊！我们是何等轻松而又坦率地向书籍表示我们的无知啊！书，这是不用教鞭和戒尺，不用咒骂和怒气，不领薪俸(不论是实物还是现金)的导师。你走近他身边的时候，他从来不会睡意朦胧；你向他求教的时候，他从不会拂袖而去；你弄错了的时候，他决不会冷嘲热讽。正因为这样，智慧的宝藏才比其他任何宝藏都更珍贵。每一个自认是崇尚真理、幸福、甚至是信仰的人都必然推祟书籍。”如果说我们那时就对书籍欠下一大笔情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债务又该有多大呢？
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把书看做自己忠实可靠的朋友。彼特拉克③说：“我有一些朋友，我分外珍惜同他们的交往。他们属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无论是在饱学之士的书斋，还是在生死相搏的沙场，他们都表现得超群出众。他们由于自己的科学知识而赢得人们最高的敬仰。我同他们见面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因为他们随时都听我差遣，只要我愿意，他们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从来不使人感到厌烦，不管我提出什么问题，他们都能立即回答。有的向我讲述过去的事情，有的向我揭示大自然的奥秘。有的教导我应该怎样生活，有的告诉我应该怎样死去。有的用娓娓动人的情节驱散我的忧愁，使我心胸开朗，有的使我头脑清醒，告诉我怎样遏制情欲而自持。总之，他们为我打开了通向所有科学和艺术的大门，由于他们的关怀，我得以应付任何偶然的变故。他们忠诚不渝，但求之于我的只有一点：在我简陋的小屋里给他们安排一个偏僻的角落，让他们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待在那里，因为同这些朋友单独相处，比混杂在纷纷攘攘的人群中要快活得多。”
艾萨克·巴罗④指出：“爱书的人既用不着忠诚的友人，也用不着明智的谋士，他无需寻求体贴入微的旅伴，也不必寻找心地慈善的安慰者。无论是在风雨交加的时刻，还是在命运多舛的岁月，爱书的人都会用科学、阅读和思索来宽慰自己而有所寄托。”
索蒂⑤在谈论这个题目时，多少显得有些凄凉：
我的岁月在已逝者中间度过，
当爱慕的目光凝视着书页——
我殷切期望的谋士时，
他们就浮现在我身旁。
古代鬓发苍苍的智者，
始终不离我的书房。
“我们不妨借用约翰·艾肯⑥的话，设想自己有能力从彼界召唤曾经生活过的所有最伟大的智者的影子，请他们谈谈我们最关心的事情。这是一种极大的幸福，我们所能享受的种种快乐都无法与之相比。而挑选得当的藏书却能使我们对过去的一切拥有这种权力。色诺芬和凯撒会向我们讲述昔日的征战，德谟斯芬和西塞罗会向我们大发宏论。我们可以侧身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学生之中，也可以考察欧基里德和牛顿做的科学实验。”
杰里米·科勒⑦说：“书是青年的导师，老年的慰藉。书对举目无亲的人是一根支柱，使他不至因为孤寂而苦恼。因为有了书，我们就易于承受人世的谲诈阴险，摆脱种利烦恼，克服情欲和失望。如果我们对世人感到厌烦，我们可以同已逝者交往。他们任同我们谈话时不会恶声相向，不会先入为主，也不会盛气凌人。”
约翰·赫歇尔爵士⑧讲过一个他听来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书籍有多大的感染力。在英国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一个铁匠弄到了一本理查逊的小说《帕美勒，又名美德受到了奖赏》。他在夏天的黄昏，坐在自己的铁砧上，把这本书读给围在他身边的乡亲们听。这部小说不算短，可是他们都聚精会神地一直听到完。理查逊的书中，男女主人公经过种种磨难波折，总算有了一个幸运的结局，他们结婚了。作者照例预言他们会幸福美满，白头偕老。这些乡村的听众禁不住欢呼起来。他们不知从哪里找到了教堂的钥匙，于是教堂庄严隆重的钟声就长久地在空中回响……”
卡莱尔⑨说，藏书就是一所名符其实的大学。这话十分中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代和地方，人们都把书籍虔诚地奉为圣物。
据说，孔夫子自称是“把精神食粮看得比饮食更重的人。”在探讨学问的乐趣中，他忘记了生活中的烦愁，甚至不知道老之将至。
如果古代的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尚且这样说，那我们应该用多么强烈的语言才能表达书籍给我们带来的享受啊！唉，我认为，生活在十九世纪是一大幸事，而我们对它并不十分看重。有时候我感到懊丧，觉得生命消逝得太快，因为我很想看看未来的情形，看看一百年后书籍，甚至是小学课本那样的书籍，会变成什么样子。要知道一百年前的书籍不单是价格比现在昂贵，份量比现在重，而且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作品，不论是司各特的、萨克雷的，还是狄更斯的、布尔瓦－里顿的、或是特罗洛普的，还都没有问世，更不用说那些现时还健在的作家了。而科学本身又增添了多少情趣啊！我只消提一个人的名字：查尔斯·达尔文，你们就会同意此言不虚了。勒南⑩称十九世纪是引人入胜的世纪。我认为直可以称之为最有意思的世纪，因为十九世纪在我们面前摆出了一长串问题，它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它使我们能够心满意足地研究科学，而经历的危险比我们不走运的先辈要少得多。
西塞罗说过，一所没有书籍的房子犹如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阅读当然不仅仅有认识作用。哈里逊⑾在他出色的著作《书籍的选择》中进一步指出：“我认为书籍的诗意和情感方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最必需的东西。……”
麦考莱⑿虽然享有财富、声誉、社会地位和才干，但他仍然认为最大的幸福在书籍之中。他的杰出的传记作者乔治·特里维廉爵士⒀说，只有麦考莱本人才能表达他对历代最伟大智者所怀有的最高的敬仰之情。“他告诉我们，他对这些智者永远欠下偿还不清的债，是他们指引他走向真理，是他们使他的头脑里充满了高尚而富有诗意的形象，是他们在命运的变幻无常中始终支持着他——在愁绪满怀时鼓励他，在病中给他治疗，在孤独时使他开心。这些矢忠不渝的老友，就是书籍，始终伴随着他，不论他是阔绰还是贫困，是飞黄腾达还是时运不济。无论麦考莱凭着自己的一枝笔赢得了多大的声望和财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用自己的著作换来的头衔和荣誉，同他在阅读他人的作品时感到的愉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麦考莱餐桌上最好的伴侣是斯特恩、菲尔丁、贺拉斯·华尔浦尔或者是鲍斯韦尔，而不是伦敦的任何人。”
吉朋⒁说过，读书赐于我们的财富，哪怕是拿印度的全部宝藏来换，他也不会答应。对麦考莱而言也是一样，读书是幸福的主要条件。而他正是有学者为之作传的人中最幸福的一个。
富勒⒂说：“研究历史可以使一个青年不待额上布满皱纹、鬓边遍生白发就成为一个智者，使他还不到耆耄之年就见多识广。”
书籍的吸收力如此强大，以至我们不免踌躇，是否应该为它而放弃我们其余的职责：我们在发展才智的同时，是否忽略了体格的发展？
一个酷爱文学和科学的人往往认为体育锻炼枯燥无味，而且认为是多此一举。已经去世的德贝勋爵⒃有一句话：“找不出时间来从事体育锻炼的人，将来一定有卧病在床的时候。”这话可是千真万确的。
而且现在书籍十分便宜，人人都买得起。不过，事情并不是一贯如此。这是我们不久前才得到的幸运。那本选材极好的《书籍爱好者文选》的编纂者艾尔兰先生⒄(我和所有爱读书的人一样，对他感激不尽)讲到他在少年时代对怀特的《自然史》简直入了迷，为了自己能有一本这部宝贵的著作，他把这部书从头到尾抄了一遍。
玛丽·兰姆⒅怀着诗人的激情讲述过那样一个站在书店的陈列架边的男孩子。
我记得一个男孩子。在昏暗的角落里，
他目光灼灼，捧着一本打开的书，
他读得入了迷，忘了置身何处，
也忘了身外的一切。
店主人嫌恶地厉声呵责他：
“你连一本小书也从来没有买过，
谁会愿意让你——
站在这儿白瞧！”
孩子默默地一闪身走了出去，
脸上挂着的不是稚气的懊恼！
唉！他原不该学会读书，
也免得忍受这人世的粗暴。
匆匆读过的零散片断有特殊的魅力。我想，这是因为它们都很简短。许多人因为长时间的只读一本书，也就失去了同书籍交往的最大乐趣。他们出发去做长途旅行时，往往只带一本书。结果呢？如果这不是一本小说，那么不消半小时或者一小时，他们就感到厌倦了。如果他带上两本，最好是三本谈不同问题的书，他就能体会到，读累了换一本，于是他对每一本书都兴致盎然，漫长的旅途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当然各人都有自己的阅读办法，不过，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这样的。
艾思利勋爵⒆认为漫无目的的阅读是最让人入迷的，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不过，我稍稍有一点补充，我觉得就每个研究题目挑选一些优秀著作是很有意义的。这自然不是说要局限于这些著作，而是说要靠它们指引，它们会引导我们去读其它的书。不用说，有些书在读的时候是应该做札记，写提纲，仔细揣摩的。不过这只是例外。大量的著作是应该浏览的，只是特别优秀或重要的地方才值得细读。当然，我们这样做就会遗漏一些东西，但却扩大了阅读的范围，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我觉得，不妨把布鲁姆勋爵⒇关于教育的那个精辟公式稍稍改变一下，提倡“围绕某个题目大量读书，同时也读五花八门的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真正的喜好，因为通常的规则(虽然不是绝对的规则)是，如果你并不喜欢你所读的书，那你受益就不会多。
但是，有多少读书的人，就有多少阅读的方法。读书方式是无穷无尽的。
有了藏书，我们就不仅成了“斗室中的巨大财富的占有者，而且足不出户就可以遍游全球。我们可以随同库克船长(21)、或者是达尔文、或者是金斯利(22)、或者是罗斯金一起做环球航行，使我们大开眼界，看到许多我们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世界对我们来说不再是那样狭窄的了。洪保德(23)和赫歇尔把我们带到神秘莫测的九天之上，带到比太阳和星辰还要高的地方。时间也象空间一样，再也不能限制住我们，历史在我们面前让路，地质学把我们带回人类出现之前的几百万年，带回宇宙刚刚产生的时代。我们也不会局限于现代对世界的认识，因为理解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要求有一定的根底，于是他们所揭示的那些境界也同样能引人入胜。
无论是谁，只要“拥有打开神秘之门的金钥匙”，就能在藏书中找到安宁与休息，找到力量和幸福。藏书真正是圣经中的迦南，名符其实的乐园，它使我们摆脱了人世的风暴和不顺心。穷人和富人都一样可以享受它，因为财富在这里并不赋予什么优先权。
如果我们善于合理使用藏书，我们就能把藏书变成真正的人间天堂，变成没有戒律禁令的伊甸园。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对我们开放的——首先就是我们的女始祖，据圣经上说，为之而失去了天国的种种迷人之处的那棵智慧之树。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关于旅行和冒险的令人不忍释手的书籍，最优美的叙事长诗；我们在这里可以见到著名的治国安邦的人物，诗人和哲学家，可以深刻地体验伟大的智者的学说和天才人物的创作。
①约翰·莱搏克(一八三七——一九一三)英国作家。本篇是他在伦敦工人学院的演讲，收入《生活的乐趣》(一八八七)一书。(作者介绍)
②理查德·德·贝利(一二八一——一三四五)英国神甫、藏书家、作家。
③彼特拉克(一三○四——一三七四)意大利诗人。
④艾萨克·巴罗(一六三○——一六七七)英国神学家、语文学家、数学家。牛顿的老师。曾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
⑤索蒂(一七七四——一八四三)英国作家。一八一三——一八四三荣膺桂冠诗人。
⑥艾肯(一七四七——一八二二)英国医生兼作家。
⑦杰里米·科勒(一六五○——一七二六)英国牧师，写过许多抨击文艺和政治的文章。
⑧约翰·赫歇尔(一七九二——一八七一)英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
⑨卡莱尔(一七九五——一八八一)英国散文家、历史学家。
⑩欧内斯特·勒南(一八二三——一八九二)法国语文学家、历史学家。
⑾哈里逊(一八三一——一九二三)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传记作家、评论家。
⑿托马斯·麦考莱(一八○○——一八五九)英国历史学家、专论作家、国务活动家。
⒀乔治·特里维廉(一八三八——一九二八)英国历史学家、国务活动家、麦考莱的侄子。
⒁爱德华·吉朋(一七三七——一七九四)英国历史学家。
⒂托马斯·富勒(一六○八——一六六○)英国神学家、历史学家。
⒃德贝勋爵(一七九九——一八六九)英国国务活动家，《伊利亚特》的译者。
⒄亚历山大·艾尔兰(一八一○——一八九四)记者，著作家。
⒅玛丽·兰姆(一七六四——一八四七)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的姐姐。
⒆艾思利勋爵(斯塔福德·亨利·诺斯科特)(一八一八——一八八七)英国国务活动家、议员，曾任财政大臣、外交大臣。
⒇布鲁姆勋爵(一七七八——一八六八)英国国务活动家、演说家、法学家。
(21)詹姆士·库克(一七二八——一七七九)英国航海家，考察过新西兰、澳大利亚东海岸及太平洋的广大区域。
(22)乔治·亨利·金斯利(一八二七——一八九二)旅行家兼作家。
(23)亚历山大·冯·洪保德(一七六九——一八五九)德国作家、旅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