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于"元初文人心态"的论题已多有讨论,主导思路是通过统计宋末元初不同类型文人——即以身殉国、隐遁不仕与降元入仕等——的数量,来分析当时士人的心态。本文认为,全局性的统计,不得不按既定的标准在特定层面上利用史料,无法解读出历史文献的所有信息,从而为后人留下某些可供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本文选取四明地区(明州、庆元路)的个案,讨论由宋入元儒士的心态,尤其重视分析那些入元后"不得仕"儒士之主观处世方式,认为不管是降臣还是遗民,对家国亡破都不免悲痛凄苦,不过我们如果把考察的对象从"前朝进士"扩大到一般儒士,总体看,他们在新朝治下顺应时势的姿态是较为明确的。四明儒士为了保持自己优越的社会地位,在新朝长期不开科举的背景之下,为了避免"委为乡人",不得不采取与新朝合作的态度。这无疑体现了儒学入世求用的精神。此外,后世记载中,不与新朝合作的事例常被渲染放大,而对"合作"的记载,则多有讳避,这也有可能造成今人认识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