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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了音乐教育的生物学范式,并与音乐教育的物理学范式相对比。从音乐教育的生物学范式与后现代教育范式联系角度,可以看到音乐教育的物理学范式与现代主义教育范式的问题,重新理解和审视本土或东方音乐教育的目的、方法及价值意义。正如音乐人类学家布莱金所言:“如果我对音乐起源和音乐生物学的推论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这将影响到对音乐教育和音乐能力的评估”(《人类的音乐性何在?》前言,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