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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我审查，是在没有明确外部审查机制的压力和要求的情况下，媒介组织自身对新闻生产进行的自我施压、自我监管或自我控制，它“可以被定义为一套编辑加工活动，包括省略、淡化、变形、轻重倒置等修辞手法，它被记者、媒介组织甚至整个媒介行业所运用，以规避来自权力结构的惩罚。”①
媒体为了更好地追寻自身最大利润的终极理想，在面对保护自身利益与服务公共利益的矛盾选择时，常常对可能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内容不报道或者进行降低风险的处理。因为媒体的自我审查都是在后台操作，若非有人事后泄密，否则常常难于为人知晓。换句话说，公之于众的事件要远少于被自我审查的事件。非常著名的案例是199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杂志节目由于担心可能被诉讼而选择放弃对布朗·威廉姆森烟草公司总裁的采访。该总裁被控告烟草公司对公众隐瞒烟草上瘾和危害效应的真相。尽管故事的准确性是没有问题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栏目的主席还是直接告知报道的执行主编“公司将不会以自己的资产作为风险来报道这个故事。”②无独有偶，在日本，1985年8月12日，号称百年未有事故的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群马县上野村附近的高山地带坠落，除4人幸存外，其余524人全部遇难。这个事故发生在7时19分，因此它无疑成为第二天所有新闻媒体的头条新闻。可是比较当天日本的三大全国性报纸，《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都用头版报道这起空前的空难，而《读卖新闻》的头版只有一条新闻，更多的消息被放在第二版来报道，为何《读卖新闻》的报道比前两家报纸更为慎重呢？原因在于日本航空公司是《读卖新闻》的大广告客户之一，所以《读卖新闻》放弃了使用头版来报道空难的选择。③
更为令人忧虑的案例则发生在1996年《美国电信法》通过之前的几个月，这是自1934年该法大规模修订以来，变动最大的一次修订，也是一次最终引发了一场美国传媒业并购狂潮，使媒体所有权更加集中，改变了美国传媒产业结构的修订。如此重要的改变，美国绝大多数人事实上对此法案的修订几乎毫不知情，这是由于此前对于此项提案的报道屈指可数。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在议案被提出和在1996年2月被通过之前的9个月中，三大电视网络关于提案的报道只有12篇，报道加起来的时间一共只有19分钟半长。此外，这些有限报道的大部分还是关于新电视内容收视率以及观众用于过滤色情暴力节目“V”型芯片的介绍。新闻几乎完全忽视法案在所有权规则方面的巨大变化。④何以如此？因为整个传媒业都希望这项提案顺利通过，公众知道的越少，遭到反对的可能性越小。
另一种情况则是降低批评的锐利度、进行低风险的处理。比如多年前，时任《纽约时报》记者的弗利特伍德发现，纽约珠宝行蒂凡尼450万美元的减税额其实不是它所应得的，这个选题编辑很喜欢，当他完稿之后经过一层层的编辑程序时事情有了变化，他突然意识到蒂凡尼是《纽约时报》最长久也是最大的广告客户之一。最后文章见报了，也被改写了。原本非常醒目的导语被改得平淡无奇，原本导语中作为关键案例的蒂凡尼改写后被挪至第19段。⑤
在国内，媒体的自我审查不但愈演愈烈，而且更为明目张胆，竟然在业内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媒体的“护财符”的概念。《红楼梦》里揭露了一个官场“护官符”，其实在中国媒体中几乎每家报社、广播电视和网媒的记者、编辑手里或心里，也都存着一个已经见怪不怪的“护财符”。几乎每个中国媒介人，从入职的第一天开始，就会或直接或间接地从主任手里，或是同事口里，得到这个旨在保护该媒体大广告客户的“名细表”。而单就记者而言，所要做的就是“优待”这些“厂商”（或称为“金主”），在负面新闻写作上，措词加倍小心。否则，轻则稿件不发，重则有走人的危险。
更准确地来讲，“护财符”在中国的记者圈内，更为有名。管理者的理论是“没有广告，就发不出薪水”，记者们更不想因几个无意义的小稿子而“得罪”重要的大厂商，为自己的前途（跳槽）找麻烦。因此，无论是被称为“护官符”或是“护财符”，这都成为大家默守的一项“准则”。有些流程规范化的媒体，甚至会更细化到“从何月何日开始至何月何日止XXX厂商需要‘保护’。某都市报一位职员对“保护政策”进行了详细阐释：报社会控制大广告主的负面报道，即使出现了批评报道其措辞语气也非常温和。①
著名发行人，有“魔鬼发行”之称的谭军波曾在《从左右为难到左右逢源——关于专刊（版）的思考》一文中公开声称：“为了避免伤害报社的大客户，对于企业的负面新闻，一定要严格把关，一般不许刊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有一档以敢于批评、敢说真话、敢为民作主而著称的栏目——《990听众热线》，该节目为了不得罪大广告客户，每当发稿时，主管领导就在批评稿件上注明两点，一是被批评单位是不是广告客户，广告额多少？二是有什么人来为之求情，以便让台领导通盘考虑。②连这样的节目都如此，其他节目就可想而知了。
在处理非要发布不可的“金主”负面新闻时，媒体的手法也比较巧妙。首先，记者在“陈述”新闻事实时，注意笔法，尽量不用刺激性的言语、尽量不带有负面的感情色彩，在“陈述”事实的最后，为保持新闻的客观公正，一定要留给“金主”讲话的空间，态度以支持为主；其次，如果是重大性、一定要跟进的负面新闻，当期的广告版面也要进行处理，把“金主”的广告拿下；最后，如果非要进行连续跟进报道的话，新闻的版面位置、新闻的具体字数、新闻标题也需要考量。虽然每家媒体在处理“金主”负面报道时的手法不尽相同，但原则是一样的，即“一定要考虑广告客户的利益”！ 万一对“金主”造成影响，还有最后一招进行补救。《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广告中心甚至成立了危机公关部，其职责是在主要广告主出现危机的时候，帮助其化解危机。当报纸负面报道、批评报道出来后，给对方造成危害损伤或者一系列后果，由危机公关部来化解。③
作者简介：
商建辉，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河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赵亮，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媒体为了更好地追寻自身最大利润的终极理想，在面对保护自身利益与服务公共利益的矛盾选择时，常常对可能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内容不报道或者进行降低风险的处理。因为媒体的自我审查都是在后台操作，若非有人事后泄密，否则常常难于为人知晓。换句话说，公之于众的事件要远少于被自我审查的事件。非常著名的案例是199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杂志节目由于担心可能被诉讼而选择放弃对布朗·威廉姆森烟草公司总裁的采访。该总裁被控告烟草公司对公众隐瞒烟草上瘾和危害效应的真相。尽管故事的准确性是没有问题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栏目的主席还是直接告知报道的执行主编“公司将不会以自己的资产作为风险来报道这个故事。”②无独有偶，在日本，1985年8月12日，号称百年未有事故的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群马县上野村附近的高山地带坠落，除4人幸存外，其余524人全部遇难。这个事故发生在7时19分，因此它无疑成为第二天所有新闻媒体的头条新闻。可是比较当天日本的三大全国性报纸，《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都用头版报道这起空前的空难，而《读卖新闻》的头版只有一条新闻，更多的消息被放在第二版来报道，为何《读卖新闻》的报道比前两家报纸更为慎重呢？原因在于日本航空公司是《读卖新闻》的大广告客户之一，所以《读卖新闻》放弃了使用头版来报道空难的选择。③
更为令人忧虑的案例则发生在1996年《美国电信法》通过之前的几个月，这是自1934年该法大规模修订以来，变动最大的一次修订，也是一次最终引发了一场美国传媒业并购狂潮，使媒体所有权更加集中，改变了美国传媒产业结构的修订。如此重要的改变，美国绝大多数人事实上对此法案的修订几乎毫不知情，这是由于此前对于此项提案的报道屈指可数。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在议案被提出和在1996年2月被通过之前的9个月中，三大电视网络关于提案的报道只有12篇，报道加起来的时间一共只有19分钟半长。此外，这些有限报道的大部分还是关于新电视内容收视率以及观众用于过滤色情暴力节目“V”型芯片的介绍。新闻几乎完全忽视法案在所有权规则方面的巨大变化。④何以如此？因为整个传媒业都希望这项提案顺利通过，公众知道的越少，遭到反对的可能性越小。
另一种情况则是降低批评的锐利度、进行低风险的处理。比如多年前，时任《纽约时报》记者的弗利特伍德发现，纽约珠宝行蒂凡尼450万美元的减税额其实不是它所应得的，这个选题编辑很喜欢，当他完稿之后经过一层层的编辑程序时事情有了变化，他突然意识到蒂凡尼是《纽约时报》最长久也是最大的广告客户之一。最后文章见报了，也被改写了。原本非常醒目的导语被改得平淡无奇，原本导语中作为关键案例的蒂凡尼改写后被挪至第19段。⑤
在国内，媒体的自我审查不但愈演愈烈，而且更为明目张胆，竟然在业内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媒体的“护财符”的概念。《红楼梦》里揭露了一个官场“护官符”，其实在中国媒体中几乎每家报社、广播电视和网媒的记者、编辑手里或心里，也都存着一个已经见怪不怪的“护财符”。几乎每个中国媒介人，从入职的第一天开始，就会或直接或间接地从主任手里，或是同事口里，得到这个旨在保护该媒体大广告客户的“名细表”。而单就记者而言，所要做的就是“优待”这些“厂商”（或称为“金主”），在负面新闻写作上，措词加倍小心。否则，轻则稿件不发，重则有走人的危险。
更准确地来讲，“护财符”在中国的记者圈内，更为有名。管理者的理论是“没有广告，就发不出薪水”，记者们更不想因几个无意义的小稿子而“得罪”重要的大厂商，为自己的前途（跳槽）找麻烦。因此，无论是被称为“护官符”或是“护财符”，这都成为大家默守的一项“准则”。有些流程规范化的媒体，甚至会更细化到“从何月何日开始至何月何日止XXX厂商需要‘保护’。某都市报一位职员对“保护政策”进行了详细阐释：报社会控制大广告主的负面报道，即使出现了批评报道其措辞语气也非常温和。①
著名发行人，有“魔鬼发行”之称的谭军波曾在《从左右为难到左右逢源——关于专刊（版）的思考》一文中公开声称：“为了避免伤害报社的大客户，对于企业的负面新闻，一定要严格把关，一般不许刊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有一档以敢于批评、敢说真话、敢为民作主而著称的栏目——《990听众热线》，该节目为了不得罪大广告客户，每当发稿时，主管领导就在批评稿件上注明两点，一是被批评单位是不是广告客户，广告额多少？二是有什么人来为之求情，以便让台领导通盘考虑。②连这样的节目都如此，其他节目就可想而知了。
在处理非要发布不可的“金主”负面新闻时，媒体的手法也比较巧妙。首先，记者在“陈述”新闻事实时，注意笔法，尽量不用刺激性的言语、尽量不带有负面的感情色彩，在“陈述”事实的最后，为保持新闻的客观公正，一定要留给“金主”讲话的空间，态度以支持为主；其次，如果是重大性、一定要跟进的负面新闻，当期的广告版面也要进行处理，把“金主”的广告拿下；最后，如果非要进行连续跟进报道的话，新闻的版面位置、新闻的具体字数、新闻标题也需要考量。虽然每家媒体在处理“金主”负面报道时的手法不尽相同，但原则是一样的，即“一定要考虑广告客户的利益”！ 万一对“金主”造成影响，还有最后一招进行补救。《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广告中心甚至成立了危机公关部，其职责是在主要广告主出现危机的时候，帮助其化解危机。当报纸负面报道、批评报道出来后，给对方造成危害损伤或者一系列后果，由危机公关部来化解。③
作者简介：
商建辉，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河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赵亮，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