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建设正陷入一场全民参与的争论中。
　　经过20年急行军式的大建设，统计意义上的中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0%，但这个数字并没有获得一致认同。
　　放眼全国，斑驳的墙壁上，一个圆圈中写上大大的“拆”字，成为最常见的城市画面。在一种“发展焦虑”的推动下，城市间的竞赛被简单化为一组冰冷的数据。最新“倒下”的两座城市，分别是鄂尔多斯和大同。巧合的是，它们是一河之隔的邻居，大同在黄河东边，鄂尔多斯在黄河西边。
　　自2003年启动新的城市发展战略至今，鄂尔多斯已走过十年历程。“十年沉浮两茫茫”，曾经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除了给这座城市带来大面积房地产空置及全民财富泡沫化的重殇之外，鄂尔多斯还成为媒体上绝对的“明星”。
　　在大同，从2008年到2012年，城建投入共达1000亿元。五年，1000亿元，相当于在1825天里，不论寒暑，每天都有5500万元资金投入这座三线城市的建设之中。而长江边的武汉更是豪放，2011-2012年，每天的城市建设资金投入超过2亿元。根据已披露的政府性债务审计报告显示，武汉已经突破负债警戒线。
　　不管是大同还是武汉，都将中国最流行的城市发展模式——经营土地、负债发展、“脚手架经济”运用到了极致，成为中国式造城的缩影。在新型城镇化号角吹遍全国的当下，推土机轰鸣过后所留下的沉疴，更值得再总结，或可为后来者提供一份活生生的现实教材。
　　但这些仅仅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小侧面。2006年9月，本刊特别策划《跛足城市》，对中国“造城运动”之殇进行探讨。时间过去7年后再来看，反而更多的城市成为“跛足巨人”。
　　其中一个广为诟病的细节，就是城管。2006年8月，洛阳枣农向河中倒枣事件，一度引发全国关注，时至今日，由城管引发的公共事件更是有增无减。难道能够建成世界一流建筑的中国城市政府，却没有管理好小摊小贩的智慧和能力？这似乎是对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反讽。
　　由此引发另一个追问：城市是谁的城市？
　　统计意义上的50%，只能表明涌入城市的人口数量。从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工的“半城市化”，到房价畸形高涨下的望房兴叹，所有这些都好像在设置一道道无形的墙，阻隔着更多的人真正融入城市。
　　一座好的城市要有起码的包容性，这是最基本的城市精神和人文素质。因此，城市的管理理念、制度设置和政策设计，不仅仅是为了高楼大厦、马路广场和新区扩张，更需要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与均等化。这样的城市才会给人温暖。
　　相比只能用来展现建设成就的城市CBD来说，市民更需要生活和谐的居民区，就像苏州工业园的邻里中心那样，传递生活的美好。
　　20年城市大建设已经成为过去，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最终都要落脚到一座城市的文化上。在狂飙突进的建设过程中，伴随着“拆”字远去的，就是文化的断裂。20年后再来反思，相比建筑的高度来说，中国城市更需要文化的厚度。只有在细节中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
　　怎样才能让城市发展带上人文化的柔和美？答案只能在下一个20年来寻找。我们希望在城市有形建筑取得辉煌成果之后，在下一个20年里，我们一起共同守望城市中的温情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