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万元，这是浙江省瑞安市一位私营企业主为超生付出的代价。面对社会影响恶劣的富人、名人超生现象，各地正加大处罚力度予以遏制。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尴尬是：作为惩罚措施的“社会抚养金”越收越多，富人、名人超生现象却没有相应地减少。
　　
　　富人、名人屡成“漏网之鱼”
　　
　　“治理富人、名人超生问题，硬办法不行，软办法不灵。”温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郑锦春无奈地表示，基层计生人员面对富人、名人超生，如今是无计可施。以发达的民营经济闻名天下的温州，也是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
　　生活的富裕并没有给这里的人们带来生育观念的进步，“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依然盛行。温州市总人口占浙江省的六分之一，违法生育人口却占全省违法生育人口总数的二分之一。
　　针对富人、名人超生现象，温州市前所未有地加大了经济处罚力度。2006年7、8月份，温州所属瑞安市一私营企业主违法生育第二胎，被征收“社会抚养费”68万元。这是温州辖区内迄今社会抚养金被征收的最高案例。在温州，私营企业主超生被重罚的事例屡见不鲜。然而，经济处罚这种“软”措施却被证明收效甚微。2005年，温州市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1.8亿元，2006年则达到了创纪录的2.2亿元。违法生育的人数并没有减少。
　　
　　富人、名人成新的“超生游击队”
　　
　　现在，一些富人、名人通过不断地变换住址躲避计生人员的检查，甚至通过更换国籍或在国外生育等方式钻政策的空子。“一些富人、名人觉得罚款再重，只要能换来一个亲生子，也值得。”
　　浙江省一名基层计生人员表示，对他们又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只能在无可奈何之下一罚了之。据调查，目前名人富人超生绝大部分都是超生二胎，10%的人超生三胎。有关人士表示，富人、名人超生的人口虽然总量不多，但它给社会传递了“有钱就能多生”的危险信号，严重破坏了生育公平。
　　
　　“超生新贵”热衷超生的秘密
　　
　　张某是杭州市的一位居民，年届50岁的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不久前，他的妻子再次怀孕，妻子主张流掉，可张某坚决要把孩子生下来。张某在杭州经营旅馆生意，年收入几十万元。他告诉记者：“儿女们长大了，自己也渐渐老了，把孩子生下来，可增添点绕膝之乐。”对于城市中正在悄然崛起的“超生新贵”来说，罚款显然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张某说，我家几代单传，现在终于有两个儿子了，而且多个孩子有什么不好，又不要国家养活。
　　在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相当多的企业老板有超生的现象。而他们超生的一个理由，就是为了把自己的家业传下去。温州市龙湾区一家鞋厂的老板头两胎接连生了两个女儿，心有不甘的他又偷偷生了第三胎。一年前，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个儿子。
　　记者了解到，一些暴富阶层还将多生孩子当成富裕的一种标志，以此区别那些交不起罚款，只生一胎的普通百姓。孩子如同名车、豪宅一样，成为了身份的象征。
　　
　　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亟待综合治理
　　
　　作为新的“超生游击队”，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严重地冲击了生育公平，引起了社会不满情绪。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67.9%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富人名人超生现象相当严重”；44.6%的人认同“富人不怕罚，穷人没的罚，计划生育只计划了社会中间层”的说法。专家指出，只要有钱就可以超生是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挑战，这说明控制人口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还不够完善，还有调整和修改的空间。
　　“超生新贵”也引起了各个层面的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今年2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表示，将严惩富人、名人超生，他们超生除须交纳社会抚养费外，还拟记入不良记录名单、不允许其参加评比评奖等。对于决策层下决心治理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舆论普遍持赞赏态度，认为这将削弱先富阶层的特权，回归生育公平的底线。但也有评论者认为，对富人、名人增加惩罚力度将造成一种新的不公。此外，公开曝光、不允许参加评奖等做法，也涉嫌侵犯公民权利，并不妥当。
　　因此专家表示，解决富人、名人超生问题，最终要靠综合治理。治理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不应仅限于“打压”，还应进行教育、疏导。同时，对现有的法律进行完善，使富人、名人无漏洞可钻。
　　
　　（林 可摘自《新华网》）